唐代王珪、王焘里籍详考与辩析（四） ——兼与万方、陶敏、高文柱、张登本四位医史专家商榷

            杨志春

    万年说只凭王珪墓定焘里籍，今墓无址后裔无人。
    学者高文铸1993年在其《外台秘要方》校注一书中所列“丛考”一文中，关于王焘里籍说：“由此，万里同志首先提出，其主要根据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辨证》中有“北齐亡，徙家万年”之语何人徙家万年？史无明载。继说“考北齐亡于公元577年，此时王珪已六岁，其父王顗已死三年……，其由叔父辈抚养，或王颇等人带王珪徙万年者，”除以上两点外，并提出三条证据，今归纳如下：
    1，《旧唐书•王珪传》云：“‘及颇主汉王谅反事，珪当从坐，遂亡命南山，积十余年’。‘南山’指终南山。”又据《元和郡县志》卷一云：“终南山在（万年）县南五十里”。“据此，万里同志认为‘王珪在终南山附近找到一处合适的定居点，其子孙便在此繁衍、绵延下来，并以此地作为王氏家族的祖籍及归葬地。”
    2，《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五云：“王珪墓在县南四十五里。”《咸宁县志》卷十四亦云：“赠吏部尚书王珪墓在县南（指万年县南）四十五里。”万年县南四十五里正是终南山附近，万氏认为此即是当年王珪亡命定居之所，死后并葬于此地。
    3，王焘之孙王师正，为其亡妻所撰《墓志铭》中云：“先茔居函镐京城南，原名神禾，考时不协，未能归墓……”。据此万氏认为：“自王珪始，其直系亲属逝世，即归葬于神禾塬，至王焘之孙王师正辈，仍以该地为落叶归根茔地，可证王焘亦葬于此地。”
    接着高氏又指出：“用其唐时游宦，随官而居，王珪在京城长安为官，长安城中永乐坊东北角并有王珪家庙，但死于万年神禾，并非完全由居万年之故，是当时社会习俗使然。唐代京师王公死后，葬于万年者居多，其中大部分并非万年人。至于王焘我们可以暂定里籍是万年，是可以的，据此，万氏认为‘自王珪始，其直系亲属逝世，即归葬于神禾塬。至王焘之孙王师正乃以该地为落叶归根茔地，可证王焘亦当葬于此地。高文柱认为万方、陶敏提出“万年说”较之“眉县说”理由更充分，更有说服力，更顺乎情理。我们认为在没发现新的证据之前，可以暂定王焘里籍为万年。”从而果断地改变了他原先“万年说”“眉县说”并存的观点。如今的高文柱与原高文铸，猜估很可能为一人，只是名文铸成后即为文柱而已。今在其2009年出版的《外台秘要方》著述中又说“在王珪之前，其家族并未曾居渭水之滨的眉县，珪、焘终世与眉无涉，其里籍不是眉县，而是万年，在没发现新的证据之前，我们可以暂定王焘里籍为万年。”以上为笔者引用“万年说” 洋洋百言的全部。笔者认为所述观点，并非全部正确，其码在几个主要点上缺乏科学态度，且带有点主观臆断，为了平等探讨，现归纳为以下几点，以示“万年说”者：
    其一：关于王珪由其叔父王颇带引徙万年者之说难以成立，因此时北齐与北周还不时发生战争，这样的敌对态势，其在北周为官的叔父王颇、王頍怎能赴北齐将珪母子接来长安呢？
    其二：“万年说”王珪在终南山附近找到 一处适合的定居点，其子孙便在此繁衍绵延下来，并以此地作为为王氏家族的祖籍和归葬地。以此为依据，万方、陶敏教授认为当年王珪亡命定居之所，死后并葬于此地，此乃想像力丰富之杜撰也。
此种说法忽视了王珪因叔父王颇、王頍参与汉王杨谅反叛新登帝位的二哥杨广政权，被镇压后的严峻局势。杨广以欺骗手段迷惑文帝和皇后，下诏废了身为太子的大哥杨勇，使他一举由秦王成了太子。当时文帝寝疾，得知后，以广无道，欲废之，广知后，遂弑文帝于病塌，抢班夺权，政变成功。其弟杨谅得知后举兵反杨广，时王珪叔父頍、颇参与反事，兵败后，一个被杀一个在逃亡中自杀。杨广为了巩固帝位，下令全国追捕参加反叛者及其家属。据《资治通鉴》载：“全国坐谅涉死者达二十余万家。”王珪当时已34岁，他能不知此事的严重性，而且必须尽快决定并选一条安全道路，难道距京城仅四十五里神禾塬是安全之地吗？万方、陶敏可能没有去过神禾塬，这里笔者有必要将熟悉的神禾塬的地理展示于下：据《长安县志》载：“神禾塬西接渭河冲积平原，东临滈潏河川，最高海拔601。2米，（比今长安区韦区所在地高不过百米）。塬西起伏明显，由主轴线向东西两边隆低。东西长约13公里，南北宽约1.5至3公里，地表为横积亚粘土及风成黄土。由于受流水浸蚀及重力作用，东西两侧形成较多的悬沟、切沟和冲沟。”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而且是历代王公大臣坟墓之地，王珪能选此地居住吗？
    长安县南之终南山位于神禾塬南十余里，自古是香客烧香拜佛和仕子想作官的居住地（成语“终南捷径”就产生于此）。二位想想，王珪能选此地做为一家至少五、六口人的藏身之地，而且长达十余年之久？如果您是王珪，你觉得安全吗？
    其三：关于万年说；“至于王焘，我们暂定其著籍是万年是可以的”论断，姑先不谈正确与否？这里使人对‘著籍’二字不理解，似乎又创造一个怪异词句，还美其名曰“这样暂定是可以的”，笔者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一点“是可以”的，判断依据有什么？
    其四：对于王焘之孙王师正为其亡妻所撰“墓志铭”中说：“先茔……城南，塬名神禾，考时不协，未能归葬……。”王珪葬于万年神禾，并非完全由他居万年之故，是当时社会习俗使然。又说“唐代京师王公死后，葬于万年者居多，其中大部分并非万年人。”这详前矛后盾的说法，有一点说服力吗？在前面，笔者已表明，王珪不具备定居万年神禾塬的客观基础，只凭太平盛世王珪死后墓葬神禾塬的史实，就硬定王珪生前居于还死于神禾塬家中，而且在神禾塬繁衍绵延子孙一代又一代，直到王焘之孙妻亡后“考时不协，不能归葬。”何为不协，未述原因。意未着几代人生前皆居于此，死后葬于此，形成相当规模的祖茔陵园，必然会留下历史记载，其码在当地留有遗迹或传说？为何今日和平年代也难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别说后裔无人，就连传闻也是大海捞针，影子全无。
    其五：关于认为“万年说较之眉县说理由更充分，更有说服力，更顺乎情理，因而暂定王焘里籍为万年，与眉无涉。”这种暂定豪无根据，切有单方个人越权之嫌，真的三个更字判断理由充分吗？愿研究者深思！

    其六：关于万年神禾塬（即今西安市长安区）。王曲街道办事处下辖的皇甫村、罗家湾，高家湾的北部，以及塬中心部位贾里村和鱼包头村，今含长宁宫和西安财经学院在内，是笔者45年前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其地理环境、历史掌故、风俗民情，皆略知一、二。近年在从事王焘研究活动中，又先后五次再临长安县（区）史志、文化部门和神禾塬一带调查考证，王焘曾祖王珪墓，据新旧《长安县志》载：王珪墓确在神禾塬，县文物局、文化馆主管人员告诉说：隋唐时代王公大臣墓葬在今长安地域有五六十人以上，具体地址今皆无考。王珪墓标记在神禾塬者，只能说明神禾塬昔日曾是京城王公大臣墓葬集中的陵园区，因此应该把名人生前工作地和死后墓葬地区分开，人为的统一，不仅与事无益，还会演绎出一些奇谈怪论。
据笔者最后两次同省王焘研究分会主委刘明德主任医师，以及眉县王家台王氏后裔第43、44、45代孙王兵旗、王智英、王秉惠、王增功等人，在位居神禾塬中心的鱼包头和贾里村（古名神禾堡）访问调查显示，鱼包头村今居住王姓一百余户，贾里村共有23个村民小组其中有四个村民小组1200多人为王姓，我们重点访问了四位7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是说不清祖籍何地，另一种听老人说是明代初年朝廷组织移民时，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移来的。年近花甲在村委会搞内务的王来水说，我们村王姓人合起来有1200多人，从未听说其祖先是唐王珪、王焘等名人。又据该村76岁的孟令杰证明，说他一生没离开过神禾堡，自入私熟读四书起就喜爱挖掘讲解地方史，从未听说唐王珪、王焘曾是我们村人，就连他们的坟墓也没听说过。由此，可知“万年说”的提出者，暂定者、和认同者，皆言无据，实查而空。今日如能举证昔日万年县神禾塬、今天长安区贾里村一带，有王珪氏族后裔和其他证据，那笔者俯首尊重历史事实。反之，“万年说”则认为唐代王公大臣死后葬于万年者居多，其中大部分并非万年人？何故独把王珪例外，把他定于生前定居于他自已匆忙选定的合适之地？使子孙几代人定居于此，竟成了祖茔地、祖籍地，同样顺理成章的把王焘的里籍也定于此，还把王焘之孙王师正也强拉扯进来，给神禾塬这块宝地蒙上厚厚一层历史灰尘，拂之难去，存之又迷。
    其七：既然新旧《眉县志》所引“世居眉”不可为据，那《凤翔府志》、《陕西通志》、《四库全书》等岂不为据也难？
    据新编《长安县志》引宋代司马光所编《太平寰宇记》赠吏部尚书王珪墓在万年县西南45里，为了供各方学者讨论王焘里籍与万年有否关系？这里笔者有必要再将熟悉的神禾塬的以及神禾塬的中心神禾堡村名称变化展示出来。
有关神禾堡村名的变化，据今健在髦髦之年贾里村民孟令杰当面向我们翻开他的记事本，念他收集到贾里村的演变（包括从书刊报纸上摘录的）：据传唐以前有神鹤降落此地，并生长出一穗三斤多重谷穗（神禾）说也奇怪，此后这里再旱，禾苗生长正常，不显旱象。从此便称为神禾塬，其村在唐以前称咸宁堡，位于神禾塬偏西侧，唐初改名下里村，明嘉庆时易名贾村里。明崇祯八年（1635）改名神禾堡。清康熙时，因发展更名曰贾里村。民国24年改名嘉里村，以后又改为贾里村，据资料介绍这里是唐代诗人贾岛出家又还俗的定居地。又传说有一贾姓大臣犯罪流放此地，后平反入京，将佣人留此定居，此村无贾姓人，解放后著名作家柳青，著名秦腔剧作家马建翎、黄俊耀先后曾在此地工作或居住过，故以文人荟萃更名‘北斗’，经过多次演变，1989年复名贾里村，全村原是一座城，四门齐开，城内72个小庙，36 条丁字街，今虽城无，但规模较大，基层编组23个，人口近万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