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王珪、王焘里籍详考与辩析（三）——兼与万方、陶敏、高文柱、张登本四位医史专家商榷

杨志春

方志专家有论在先，法规条例明载于后：不信志载，修志何用？历史上总结志书的作用有三：资治，教化，存史。方志内容丰富，纵贯古今，横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资源等等的较详记载，故能“补史之阙，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对今世有“资政”功用，对后人保存了大量撰写国史必不可少的珍贵依据。以《新、旧唐书》为例，对王珪、王焘里籍记载不明确，显见过简乃至矛盾，以致今日在史学界，存在认识上分岐，几乎导致全国出现分岐，竟因一两篇异议的文章，就能轻而易举的改变某些专家学者原有的观点，造成由认识一致而混乱、倒退。问题的徵结在于，有些学者只信国史，不信方志，使史之“无”和记之“错”，得不到“补”和“纠”，自我限制地理域界，不自觉封闭了研究者的视野，一味沿着固步自封的路子走，把认识限制在“唯史斥志”的程度。对王焘里籍只从其先祖世系录找，不惜笔墨刨根追底，看似重视，其实与事无益，单方面由个人作出‘暂定’结论，难免也有牵强附会之嫌，难怪对“世居眉”，认为是仅此孤证，因而作出似难尽信（至于今见之《眉县志》《眉县文物志》等不能为据的判断？）请问古今近在咫尺的志书纂修者清楚呢？还是远离太白山几千里的研究者明白呢？过去“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脱离实际的观念，早已被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所取代。笔者就是遵照后者，在20年内先后带着问题，四次从东西南北方向登上3767。2米的太白山顶峰。至于问题的实质讨论到这样的深度——已由个别学者，提供所谓依据？并且不惜身份，自作主张，宣布王焘里籍为万年而与眉无涉的‘暂定’，恕才疏学浅，人微言轻的笔者难服和不敬。有关王焘里籍的质疑，只信国史不信方志，把史志对立起来，是不可取的。那只有等待眉县、万年和河间三地出土文物作证。

“世居眉”决非孤证，它除了下题“志补史有据合法”作证外，还有佐证可考：即《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华民国十年六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由晚清著名文人臧劢稣、方宾观等23位资深学者编的一部大典。该典时限“上起太古，断于清末，依据经史，参考志乘及私家撰著各书，遍征金石文字，凡群经重要人名，上古圣贤，历代帝王诸候，及正史有传之人，无论贤奸，悉数甄录……皆在今中国领域之内，亦并加采，其他经史所不载，或以著述书画名家，或以工商医卜及各种艺术闻世咸资刊载。”收录之人，数逾四万。“编纂历时六载，从事者多至二十余人。”该大辞典之规模与《辞源》《辞海》接近，不应视为一般辞书也，其中收录历史上王氏名人1669人，仅太原王氏一脉的名人就有王神念、王僧辨、王顗弟兄、王珪、王焘等十余人。且对各人里籍的记载是：王僧辨，梁祁人；其子王僧辨，梁，神念子，王顗、王颁、王頍、王颇皆僧辨子，顗亡于北齐乐陵郡守，颁在周师破梁后入关，頍参与隋汉王谅事兵败后自杀，颇亦参与谋反被诛。至于“王珪，唐眉人，僧辨孙。”当北齐亡后，王珪先侨眉后入长安，王颇、王頍参与谋反被诛，王珪遂亡命南山十余年……。请阅者注意，王颇、王頍等里籍皆随其祖神念，为祁人，惟“王珪，唐眉人，僧辨孙。”九字值得辨析，若坚持此文一贯笔法，则应写“王珪，僧辨孙。”六字，何以写明“唐眉人，”请万年说者深思，难道不可以看做是“世居眉”的佐证之一。

又据明、清二代多种版本《眉县志》《凤翔府志》和《陕西省志》皆载“王焘为眉人”而且省通志还载“王珪母李氏为眉县人”就是说王珪舅父家在眉县。山西《祁县志》载：王焘高祖“王顗北齐乐陵太守，侨眉。”这就是对《新唐书》“王珪，世居眉。”的印证。从王顗“侨眉”到王珪“世居眉”的记述，出自《祁县志》和《新唐书》绝非偶然的巧合，加上王顗和李氏的婚姻结合，怎能以简单的“与眉无涉”而暂定？实际上是有意否定。否定的是两地史界、志界千百年来的考证，否定的是古今史志两界研究者的心得。前面提到《陕西通志》的记载虽是旧时省一级志书，更重要的是全文被收入清乾隆时期编纂的《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笔者认为该书经著名学者校订，错误较少，仅就保存史料角度看不仅是有功的，可见志补史，志亦成史矣！

笔者相信，一个真正辨证唯物论者，一定会既信国史，又信方志，相辅相成，各得益彰，不偏一方，不轻易否定一方，视志若史，以科学态度，多方而不是单方，急功近利，加以“暂定”。那必然会在认识上误入歧途。

2006年五月十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7号）《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规定：“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包括省志，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