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王珪、王焘里籍详考与辩析（一）——兼与万方、陶敏、高文柱、张登本四位医史专家商榷

杨志春

王焘是我国中古时期一位历史人物，一生职业为中级行政官员。但由于从小爱好习研收集中医药方剂，后利用政余时间，编著《外台秘要方》等书，留传于世，因之斐声远播中外。由于封建社会重政治、军事，轻经济、科技。在《旧唐书》列传中，对王焘只字未提；《新唐书》仅在其曾祖《王珪传》末，附以60字简介，曰：“焘，性至孝，为徐州司马。弥年不解带，视絮汤剂。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号《外台秘要》，讨绎精明，世宝焉。历邺郡太守，治闻于世。”附记首先体现孝道，为治母疾学医而著医学巨著，惠济众人，流芳名于世。王焘在《外台秘要》自序署名时，只提封爵、官阶，而未自提“里籍”，这给后世留下难解之谜。

自唐迄今1000多年以来，在全国历史、史志、医史界，一致认为王焘里籍在眉县（今陕西省眉县），仅笔者阅读记王焘为眉人的著作就达几十种之多，其中较权威地如《中国医学名人志》（陈贤、严菱舟合编，1983年4月出版）；《中国医学简史》（俞慎初著.1983年出版）；《中医史》（李经纬著。海南出版社）；带你走进中医古籍丛书《外台秘要》（牛兵占著。2007年出版）等。还有《中国历史人名辞典》、《古今名医百人赞》、《中国历代名医图传》、《陕西历史名人传》以及《陕西一百个著名人物》、《关中历代名医传》、《宝鸡历代名人传》、《旧陕西通志》、《凤翔府志》、《眉县志》等等，均认为“中唐杰出医学家王焘”，其里籍在公元七世纪至八世纪中叶间的眉县（今陕西省眉县）。如此众多医界，史、志界优秀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定，笔者心服、口服、笔服，他们都在自著书籍中，记明唐王焘是眉人（今陕西眉县人）尚无一人提出“万年人”说法。

1988年初《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第十二卷第三期刊载《王焘家世里籍生平新考》一文，作者是湖南湘潭师范学院万方、陶敏。对王焘里籍作了新角度推测阐述，推翻了传统有据可依的眉县说。引述了长篇缺乏实据的史料，最后指出“今眉县王家台村王姓自云王珪后裔，有二种可能，或珪、焘之后人一支迁徙于此，或纯为附会，以显该村王姓不无渊源。总之，珪、焘终世与眉无涉，其里籍不是眉县而是万年。”此论影响了高文柱对高文铸原结论：王焘里籍眉县，万年二者并存的观点，于是再版中接纳了“万年说”，拼弃“眉县说”。直接指出：“在王珪之前，其家族并未曾居渭水之滨的眉县，珪、焘终世与眉无涉，其里籍不是眉县”而是“万年”。恕笔者坦诚，万方、陶敏的“万年说” 在分析中还有两个“或”字，仅系分析而已。而高文柱的“万年说中”说王焘“其里籍不是眉县，而是万年。”最后不知以何身份还作了“暂定”，使人难解其中奥妙？若属医学学术可以理解，属于名人“里籍”整个医史界恐难单方定论，若没有医史和史志两界的共同认定，还是得不到社会承认的，也难使今人和后人苟同，说不定古人还要喊冤“我曾生活于眉，死后归葬于眉，何以里籍不是眉县，而成了毫不相干的万年人？”况今眉县王家台王族后裔也喊屈呢？说万方、陶敏用两个‘或’字的模棱两可，就把我们称为“后来‘迁徙’和‘附会’，以显该村王姓不无渊源。”这是平白被人‘污辱’，今天居住眉县王家台的珪、焘43户244人、真想诉诸于法律，以讨回公道。对此情绪，笔者从“合谐”大局出发，作思想说服，以求稳定。于是被迫拿起生锈的笔，撰此拙文，“抛砖引玉”与“万年说”者共同切磋，以期取得共同认可的观点，毫无所谓胜者败者之意。

所谓商榷，就是交流和切磋，对笔者而言，就是低等水平请教高明学者，具体议题较多。以占有史料为基础，以科学推理为依托，展明粗浅见解。试图就一些自认为需要商榷的观点，归纳成新旧《唐书》对照；王氏祖先南迁北归；志可补史之不足和“万年说”、“眉县说”五个主要方面，在这五个标题中再分若干不同见解展示如下：

新旧《唐书》对王珪里籍记载有别，直接关系时代背景，史料详缺，撰者水平。

王珪“世居眉”决非孤证：其旁证是《旧唐书》，唐亡后五代后晋时文人于公元941年4月至945年六月纂修成书的。《新唐书》是北宋人，于公元1045年至1060年修成的。以修成年代计，前者距907年唐亡仅38年，后者距唐亡已153年，二者相隔125年。试想《旧唐书》是在战乱频繁的五代时期，经历后梁初议、后唐复议、后晋纂修的三步曲，又经后唐时战乱，史馆保存的资料，受损失残重，到后唐时才下令保护各地碑碣，不准破坏。明确指出，碑文是撰写列传的有用资料。动手纂修《旧唐书》是从后晋天福六年（941）朝廷派张绍、贾纬、赵莹、郑受益、李为先等纂修，经历五年多时间，终于纂成共计200卷的《旧唐书》。不公的是，此时赵茔调任节度史，“书”的功劳，被继任宰相刘煦窃取，缯采、银器和署名权皆归刘煦，赵茔竟成了无名英雄。在《旧唐书》列传中也有敝病，对核实关没有把好，存在着“瑕不掩瑜”的毛病，但详论优缺点三七开还是公正的。

《新唐书》的纂修，更直接的原因，到北宋仁宗时，学术界出现了要求重修的呼声，理由主要是，认为后晋赵茔等纂修的不理想，其缺点是：唐代编写的国史实录不齐全，详前略后，事实零落，纪次无法，详略失当，文采不明。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编写缺乏准则，详略不当，文笔不佳，表达能力不强。由此，认为如果要表彰前朝明君贤臣的功绩，揭示乱世根源，谴责罪魁祸首，使史书对后来的统治者能起到劝诫作用，就非重修不可。于是，当朝宰相贾昌上奉重修的建议，即时得到宋仁宗同意，庆历五年（1045）正式下诏，设立史局，重修唐书。史局先后网络人才，在提举官（由宰相兼任）领导下，经刊修官宋祁、殴阳修等7人，加上10余名编修官，终于在仁宗嘉佑五年（1060）历时16年，新纂修一部《唐书》，为了有所区别，以新旧冠于书名前，遂成了《新唐书》和《旧唐书》两部。修《新唐书》差不多是修《旧唐书》近四倍的时间，非拖时过久，实收集、考证资料之艰巨所致。当时《新唐书》竟取代了《旧唐书》的位置，被官方列为记述唐代历史的“正史”。当时总称十七史尚未列入《旧唐书》，直到679年后的清乾隆四年（1739）重刻正史时，才把《旧唐书》等四部列入正史，总称二十一史。因为它和《新唐书》各有优缺点，两书并列正史，恰好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笔者以为《新、旧唐书》编纂的时代背景、史料多寡、采摭取舍、编纂者认识等各有区别，反映在对王珪里籍的认识上也有区别，《旧唐书》写曰：“太原祁人”，《新唐书》则记“世居眉”。古以太原、京兆、琅琊三郡王氏为望族，而王珪为太原一脉，祁县应是他的祖籍地。王焘里籍无明确记载者，是他官位不显，依附其曾祖王珪，才有60字简介附于王珪传之后，不仅仍无里籍，还把曾祖与曾孙错记成祖孙关系，还被一些书演绎成王焘为南平公主所生，成了唐太宗的御外孙，人为地将叔祖母变成了“母亲”，一错再错，造成更加混乱的家谱局面，闹出古今笑话一则。笔者认为，《新、旧唐书》纂修书者的阵容上，也存在差异：《旧唐书》纂修者人数少，且只用了4年，其间人员变动较多，劳者无功，窃者获利，其声誉、素质都不及《新唐书》纂修者；且编辑机构也有差别。《新唐书》史局共设编修官、刊修官和提举官三级，而提举官皆有宰相兼任。在编史近16年内，在刊修官七人中，宋祁自始至终，欧阳修后期从事七年，而《新唐书•王珪传》则属宋祁负责。欧阳修则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宋六大家之首），还私人纂修了《新五代史》。在10名编修官（实际上是执笔者）中，有后期升任宰相兼提举官曾公亮，有始终任编修官的宋敏求。宋敏求还任右图阁直学士，他是一位研究唐史的专家和收藏家，在京城家中藏书多至3万卷。写过西京长安的《长安志》、记述洛阳的《河南志》，记述北宋京城开封的《东京记》，还在其父宋绶搜集史料的基础上，编成《大唐诏令集》。《新唐书•王珪传》出自此人手笔，他下笔将《旧唐书•王珪传》里籍由‘太原祁人’改为“世居眉”而入《新唐书•王珪传》，他借助丰富的藏书，把《唐朝实录》空白的一段补起来，写成武宗至衷帝六朝《实录》148卷，给重修《新唐书》做了最好的准备，这是他在后来纂修《新唐书》，对王珪里籍作出改写判断的依据。正如曾任编修官，后兼任提举官的宰相曾公亮，在《新唐书》修成后，他在《进书表》中说《新唐书》是“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后，”称“文省事增”较之《旧唐书》“事实零落”是一个优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