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王焘生平有关问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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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7-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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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华原县属畿县，其县尉为正九品下；长安县为京县，其县尉为从八品下。县尉，官名，均由吏部选授，其职掌为分判诸司，收率课调，品秩虽卑，却是士人初仕的起步点。
京畿按察使判官，唐代特遣大臣担任的临时职务，均得自选中级官员，奉请充任判官，以资佐理劝农使判官为佐理劝农使的临时中级官员。
监察御史，唐御史分三院，监察御史属察院，员额10人，秩八品，在御史中品秩最低，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察刑狱，肃正朝仪。
殿中侍御史，唐制员额8人，属殿院，掌纠察殿廷各种仪节，并分知京城内外的左右巡。
殿中少监，唐武德元年（618）始置，为殿中省副长官，助殿中监之事，掌皇帝服御。殿中内供奉3人，书令史10人，殿院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即百官上殿的序列与班次。
司马、武官，本为掌军事之官，隋唐以后成为州的佐官。
尚书省、中央官署名，唐制尚书省是全国的行政总汇，为最高国务三机构之一，它将皇帝的诏敕制成政令，并按照行政规范及制敕要求督促各级官署执行各项政务。
门下省、中央官署名，为最高国务三机构之一，为皇帝侍从、顾问机构，唐代此省掌按复诏令，赞相礼仪，参议政事，设侍中2人，门下侍郎2人，共同负责省务。
郡太守，亦称郡刺史，为一郡的地方长官，郡为政区名，秦划天下为36郡，唐沿秦制，为县的上级。
户部：为尚书省六职能部门之一，原名民部，置民部尚书，统管度支、民部、金部、仓部四司，设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掌全国户口、土地、赋税、钱粮、财政收入，高宗时为避太宗名讳，改为户部，为尚书省所属六部的第二部，王焘任户部员外郎一职，系部所属四司长官的副职，但难断在户部的户部司、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中，到底任何司的副长?
吏部：为尚书省所属六职能部门之一，隋唐吏部设吏部、主爵、司勋、考功四司，掌全国文官选授、勋封、考课的政令，为六部的第一部。王焘在吏部曾任员外郎和郎中,即司的副长官升任正长官,同样难明在何司任何职？
给事中：官名“给事中”三字的意思是在内廷服务，秦代始置,为加官称号。唐代给事中主要职权有三：一是有封驳权。关于处理政务的诏勅，均由中书省拟就，通过门下省发交尚书省执行。在发以前，门下省有审核权。所以唐代诏书开头就是“门下”二字，意思是交给门下省再去发表。《新唐书、百官志二》说：“凡百官奏抄，侍中即审，则给事中驳正违失，诏勅不便者，涂窜而奏正”，谓之途归；二是有部分司法权。据《新唐书、百官志二》载：“给事中可以根据法律驳正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审理刑案的失当”，也可以和中书舍人、侍御史组成“三司”，在朝堂上受理天下冤案；三是有人事任命的审核权。六品以下的文武官员，由吏、兵两部铨选德拟以后，必须报门下省审核，给事中根据资历、功状、德行、才艺各方面标准审查以后，再与侍中商量决定批准与否？还有一些附带职务，如发驿遣使，则与侍郎共审其事而给驿卷，其事不急者给“传”，不应给的则罢之，对门下省属弘文馆图书的缮写、雠校、负责课督的责任。
弘文馆：官署名，唐代属门下省，安置文学之士，典司书籍，时聚书20余万卷，设馆主一人，令宰相兼之，常令给事中一人判馆事，以处理馆中日常事务，相当于今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馆长。王焘正是在门下省任给事中时，判弘文馆事的。弘文馆的职权是：掌校正图籍，教授行徒，并参议政事。所属有校书郎2人，令书2人，楷书手30人，典书2人，拓书手3人，笔匠3人，熟纸装璜匠9人，亭长2人，掌固2人，学生定额30人（均选自皇族贵戚及高级京官子弟，授经史书法，不专经业，依国子监生例考试，惟帖经减半。
王焘在他的《外台秘要方》巨著的自序里，署其衔为“唐银青光禄大夫，持节邺郡诸军事兼守刺史、上柱国、清源县开国伯。“其注释应是：银青光禄大夫”按唐制，属文散官，从三品；持节邺郡诸军事：手拿皇帝所赐“缀有牦牛尾的竹棍，作为同时兼掌全郡诸军事指挥权，并兼地方行政长官司的郡刺史亦即郡太守；上柱国：勋官名，隋制以上柱国为正二品勋官，唐制以上柱国品阶为12转（即正二品）；清源县开国伯：由官名发展为爵称，曾有公、侯、伯、子、男之分。魏晋至唐宋，伯为封爵的一级，其地位在王、公侯之下。清源县（今山东省清馀县）；开国伯：唐制开国县伯，秩为正四品上，食邑七百户。伯前加开国二字，意为本人因功而受封爵，非借祖先之荫而承袭爵位。
王焘死后，唐肃宗还封赠曰：工部尚书（正三品），太子少师（从二品）。
综上铨释，可知王焘一生经历非凡，曾从事多项事业，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无不涉其足而获政绩，不仅有县和郡两级行政、军事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积累了在中央中层领导工作岗位上的丰富经验，这是奠定他平生从政取得显著政绩的基础，他的巨著《外台秘要方》的成功问世，同样是王焘执着为民、孜孜不倦精神的结晶明显体现。
三、里籍眉县说
今学术界对王焘的里籍，众说纷纭，名持己见，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报刊书籍中曾先后出现过万年（长安）、眉县、户县、岐山等多说，余以为关于王焘的里籍，应分祖籍和实籍两项，以史料为基础，附之以有关物证，考论辨析，以求得公正地统一地共识。
王焘的祖籍，在历史上即存在分歧，他的曾祖父王王圭 ，在唐初任侍中，后任礼部尚书，可谓重臣。而后晋刘煦等编纂的《旧唐书·王王圭 传》中记“王王圭 ，太原祁人”，而宋代欧阳修纂编的《新唐书·王王圭 传》中，又记“王王圭 ，眉人。”新旧两种唐书对同一个人立传，却把其里籍弄成山西祁县和陕西眉县两种说法，这种分歧一直延续了一千二百多年，令今人实在费解，其中的奥秘何在？是否与王王圭 祖籍祁县，后实居眉县有关？拟或是《新唐书》的编者中，有人对王王圭的里籍未负责的认真考察，人云亦云，采撷了一面之词，便下笔记之，客观上留下了长期甚至永远分歧的悬案之谜，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如《南史》、《北史》在记王王圭之父王岂页 曾任北齐郡太守时，就出现“乐陵”（今山东省境）、“竟陵”（在今湖北省境）二郡之分歧。又如《新唐书》把王焘记为王王圭之孙，而实则系曾孙，一字之差，正误难辨？当然苛求古人不出一点差错是不现实也不公正的，只是提醒人们注意：祁、眉二字之共同存在于史书中，总内涵着什么秘密，今人不应断然否认它的客观存在。笔者以为《新唐书》的主修官司马光等人，绝不会轻率的将王王圭的籍贯由山西祁县改写成陕西眉县，又为何不改成陕西万年（今长安）县、户县或别的什么县？
至于王焘的里籍究竟在什么地方？笔者近两年曾三次奔赴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在县档案馆、县志办查阅档案和县志，除从新编《长安县志》中查到神禾源有唐宰相王王圭墓外，其余一无所获。嗣后，同刘明德主 任 医师以及眉县王家台王焘后裔王兵旗、王智英、王秉慧等，亲赴长安神乐塬上踏寻古墓遗址，在鱼包头等一些有王姓人居住的村庄走访询问，均一无所获，那么万年（长安）说何以立足？是否只凭王王圭墓断定王焘为万年（长安）人？在今长安连一支王焘后裔氏族都找不到，显然证据不足。至于王焘里籍的户县说、岐山说等，可能由于王焘后裔中有人流失散居户县和岐山县，以后世子孙的里籍作为判断先祖的里籍，是根本不可理喻的事。只有王焘里籍在眉县的说法接近实际。
眉县王家台王姓族人是王焘的嫡系后裔，得到官方和全国大多数王焘学术思想研究者的认可，其依据
⑴是王家台（今当地人转音叫（王家头），原名王家水泉村，今村北塬下崖根仍有几股清凉的泉水流出;
⑵是在王家水泉以西约5米 处,有一不太高（北连着高塬的土崖,崖的南面有坍塌的土窑遗迹,相传是昔日王焘之曾祖王王圭幼年与其母相依为命而居住的窑洞,一代传一代的称曰“国公窑”。民间口头文学虽不能以信史视之，可它必定是其言有故，谁能断然否定;
⑶是王家台于明清时代，在国公窑和王家水泉以东不远处，就以一孔窑洞修建为王氏家庙（又名王氏祠堂），每年 农历正月初一 ，全族人集中于家庙中，庄严肃穆的祭祀祖先。民国时代，由于土窑洞不时塌方，故阖族人公议集资，又在村东平台上修了砖瓦土泥混凝结构房屋，移家庙于一院，前有一间大门，两侧墙上有画；中为对面各3间的生活和库房，后中为上殿，乃正式家庙（祠堂），整个建筑庄严肃穆，遂将家庙由窑洞迁此房中，并立碑记其事，今该碑尚存、不完整的房墙犹在。
⑷是在王氏家庙中并未塑像，而是挂着明清时代，请画工高手绘制、裱糊的“王氏祖案”，中间上端是之曾祖王王圭 和其夫赵氏身穿官服、诰服的彩色画像，两侧连下阶为王敬直、王焘、王遂彩色官服、诰服像，以下各阶有多代子孙的男女像。该祖案比一页席大，系长方形。王家台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淡化了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当时各生产队大种棉花，就把这一大祖案改作晾晒棉花的“席”子，搞得祖案有无数小孔，且四边被磨擦损烂，其状凄然，幸被陕西中医学到此考查的师生发现，经生产队长同意，如珍宝似地将这份“祖案”“请”回了该学院医史博物馆.
⑸是在清末王家台王氏族人中有识之士，唯恐老祖案（即上述祖案）因年久质地变化保存寿命不长，又设法以原样复制了稍小的两份新祖案，后来一份被今居于眉县城南的王家庄王焘后裔一支，在某年正月初一赴王家台祭祖后“偷”走，为抢夺祖案，王家台、王家庄两支王姓子孙，在渭河滩上（眉县西门渡亦即魏家渡南滩）还打了一架。另一祖案，今保存在王家台村民组组长、王焘后裔王秉惠家中。笔者曾几次见到过并抄录过文字。该祖案中有王焘夫妇官诰画像，以下分辈层记着王焘长子大理少卿王遂和多代子孙聚禄、聚升、聚库、聚步、聚志，旺、监、寿、忠、孝、礼、信、连、桂、林、福、同举，彦平、彦德、彦和、彦文、彦秀、彦清、彦武、彦盛、彦兴、彦金、彦顺、彦寿、彦国、彦兵、彦银、彦怀、彦成、彦花、彦芳、彦才，崇、贵、玉、义、贺、根庆、九福、省、中、丑和、应、瑞、丑丑，正元、清元、清芳、清修，纲、珍、德、奇、号、乔、月、友、登、智、奎、云、惠、钧、俞，九成、天才、银夫、万成等以及他们的妻子姓氏。
⑹是在已见到出版物中，说王焘里籍为眉县王家台者不少，就连权威的中央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所 高文铸 教授，在他的《外台秘要方丛考》中，也把王焘的里籍写为眉县、万年两说并存，并未轻易否定眉县说。
⑺王焘于“安史之乱”中逝世后，于稍后平定叛乱，唐肃宗对曾接受过伪官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分别情况以杀头、判重刑、轻刑、撤职、降职给出惩处，而对王焘因抗贼逝世功大于过，由朝廷出钱给无头之体配制了金头，在其紧随亲属扶柩的情况，由部属与官兵负责，将王焘遗体搬运回关中眉县安葬。今眉县马家镇祁家村，距后裔居住的王家台仅2公里 之四组后高塬崖下，以前曾有一大墓冢,传为王焘 之墓,可惜在文化大命中被夷为平地。王焘被发葬后，从王家台族人中遣两户迁住祁家村坟墓附近，以作长期守墓护坟人。今不仅祁家村二组王增强和五组（祁家河）两处王姓人即是守墓人的子孙。现祁家河王氏后裔中，也保存着这支族人的老祖案和木牌位。祖案上也记着王姓多代祖先的名子：金、文学、文明、爵、禄、兴才、兴桂、遇才、兴照、褔、举、凤、亨、同、明岑、云、双娃、举、安成、长德、两轮、万顺、论成、眼娃、双娃、云安、成安、时时、安仁、虎、拴文、焕文、才才、正彦、浩浩、德海等。木牌位有七尊，高约寸许，制作精细，小巧玲珑，分别用毛笔楷书祖先姓名，分载此地王族育才以及兴桂、虎、岑、明、怀德、义娃、巨娃、天才、海海、问问、增功、功见等多人的姓名。
2006年冬我会同刘明德主任医师、王家台王氏后裔王兵旗、王智英、王秉惠及祁家河王氏后裔王某一行六人，到祁家村后塬下考察王氏古墓址时，适遇在王焘坟墓南百米处居住的75岁的王扶华，扶华老人并非王氏后裔，但他头脑清楚，身体很好,我们去时扶华老人正从西边老君庙走来，见我们一行前来，也前来搭话，我们问及此墓情况时，扶华老人谈到他小时就住在墓西侧沟中的窑洞中，经常来墓上玩，这个墓很大,高约近10米 ，底部直径也有约10米 左右，墓上栽有很多柏树。
我们问及这个坟墓主人究竟是驸马王敬直还是王焘，扶华老人说他从小就听老人们说，这个墓的主人叫王焘,是一位清官，还会看病,医术还很高,可惜墓的地上部分在大跃进和文革中被平了,2003年春,菜子花正开时又被盗了，盗洞就在崖下，今存遗址明显。
⑻是因王家台王姓一族中出了大官和名人，朝廷曾赐有铁沙官帽以示其荣，虽说今已无物证，然此与唐至明代某些王朝赐予功臣的“铁卷”类似，此传说岂能轻而易举地被否定？
以上八点，至少在目前可以作为王焘里籍眉县说的理由。相比之下，王焘里籍万年说和其他说，尚未见一条具体证据？
至于有学者引王焘之孙王师正给妻房敬撰的《墓志铭并序》中云：“ ……先茔居丞镐帝城南，塬曰神禾，考时不协，未能归葬……”。又说“王王圭 亡命南山附近，王王圭 死后，即葬于此地”（神禾塬）。亦说“自王王圭 始，其系亲逝世，即归葬于神禾塬，至王焘之孙王师正辈，仍以该地为落叶归根之祖茔也，可证王焘亦当葬于此地。”对此，笔者有四点看法：一是王王圭为朝廷重臣，府第在京都长安城中，逝世后葬城南45里神禾塬上既实在而合乎情理；二是王师正为其妻房敏撰文，说明未得归葬祖茔而葬于他的任职地，是表“考时不协”（当地具体情况不允许）之意；三是以王王圭 葬于神禾塬为王氏祖茔无可争议。然以此，“可证王焘亦当葬于此地”，未免道理不足？王焘的曾祖和孙媳均是正命而亡，唯王焘亡于战争中，属非正常死亡，且有尸无首，能否入祖茔？四是说神禾塬系王王圭亡命南山的附近？也难确切肯定，况南山也不等于专指狭义上的长安南之终南山。据谭其骧等权威学者著几种版本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册）》载,在历史上不同的朝代,对关中南山记载各异,有忄享 物山、太乙山、太壹山、太白山、南山、终南山（泛指秦岭在陕西境内者），也有记终南山是指长安城南之一段山。因此也不能排除和否定“王王圭 亡命南山附近”。是指太白山主峰北麓的眉县山脉。对“王焘出身于名门世族，又不曾到眉县”？之说是毫无证据的推测。北宋女将穆桂英，正史无证，而今尚存的《杨族史卷》却有详记，还有她曾征战穿过的“甲胄”残物为证，对此我们应怎样理解和认识？
四、婚变谜浅议
王焘在其医学巨著《外台秘要方》自序中说余“以婚姻之故，贬守房陵”，意即因个人婚姻上的变故缘由，朝廷将他的官职由中央部门贬调地方，任房陵（今湖北省房县）郡太守。房陵当时是一个偏僻山区的末等小郡，作为京官的王焘，一下子由繁华的京都长安贬职到此地，很明显是带惩罚性质的，其原因不属司职工作方面的，而正属个人婚姻方面的缘故。他这“以婚姻之故，贬守房陵”九字的自述，给后人留下“亚谜”，笔者从历代关于王焘的诸多史料中，从未发现有关他“贬职”的任何注释和浅解，因此这个“亚谜”至今仍是不解之谜。有鉴于此，笔者意欲在本篇文章中浅议这一被忽略了一个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议题，以卑陋之见就教于知识渊博的学者。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开放型“社会，礼法束缚比较薄弱，女性地位较高，贞节观念淡薄，民族通婚频繁，使人们的婚姻性爱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特点。尤其是唐代男女的公开交往，史书和文学作品更是记载不绝。青年男女在择偶方面，敢于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于不顾，而按照自己的情性去追求意中人。《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载：“中宗在房州（今湖北省竹山县）时，常对韦后说”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这从某种程度上便是唐代夫妻双方都可以自找情人，婚外私通的同意语。当时虽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实际上不仅对丈夫，而且对妻子的限制并不太严格，允许男方妻妾成群，双方均可偷情。寡妇再嫁是合法行为，屡见不鲜。整个唐代共有皇帝的女儿——公主211人，除了幼年早夭或出家入道因而事迹不详者外，共嫁出123人，其中再嫁者23人，三嫁者3人，其中太宗三女南平公主初嫁王焘之叔祖王敬宜，再嫁刘玄意，即为一例。
王焘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开放型”社会，况且是世代官宦人家，本人又是中级京官，聚有一妻几妾，可谓合法而自然的事，不违律条，那么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婚姻之变？”又如何严重到官职被贬的程度？这里的奥秘究竟是什么？颇令人难以揣摸。此处笔者尝试性浅谈粗陋之见。王焘“因婚姻之故，贬守房陵”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
其一，他的婚姻变故的对象是妻子，并非是妾。只有与妻发生离异，才能构得上“婚姻之故”，如果是妾中某位，只需他一句话就可休了她，根本影响不到他官位的贬调，这是毫无疑义的。
其二，他的婚姻关系中的她，绝非一般人家之女性，极有可能是官职比他高的官宦家女儿。婚姻中的双方，只要失和以至发展到分手，男人有权遵律以“七出”即丈夫出妻的七种理由（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中的某一种，即可将妻子休出家门；同时女人还有“三不出”（“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先贫贱后富贵”不去）的规定。此外，还有“义绝”与和离（双方协议脱离夫妻关系）。王焘的婚变不是一般的婚变，不适应通过“七出”、“三不出”来解决。是因谋害、奸情、殴杀而“义绝”吧，似乎不存在这方面的可能，这仅从“贬职”的处分即可证明。以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的“和离”方式，结束王焘和她婚姻关系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女方家庭地位和父兄官职均高于王家，甚或牵涉到皇亲国戚之族，王焘虽经“和离”解除夫妻关系，却遭到一定程度的弹劾，威胁了他继续在京作官的仕途，朝廷不得不断然将他贬调地方官，以示惩戒他本人，也利于平息余波。
其三，不能完全排除王焘的婚姻属政治婚姻的可能性。婚姻有鲜明的社会属性。所谓婚姻者为合二姓之好，就是把婚姻作为行为、作为两性相合作的政治手段，借以扩大彼此势力。在封建社会，政治婚姻渗透到了各个方面，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有为政治上的结合而联姻的，有随政治情况变化而变更婚姻的等等。王焘的婚姻，是否系政治联姻，在何情况变化下而变更的婚姻，目前尚难理出哪怕是一点眉目。
初步结论，只能以粗略的轮廓式的可能性大小，来大胆设想：属“其一”中与妻婚变，并属“其二”中“和离”导致的后果而受到“贬职”惩处，似乎与政治婚变的可能不大。
五、卒因再考析
王焘的卒年，在古今史学界、医学界没有分歧，公认是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但他的卒因是什么？是在反抗“安史”叛贼的战争中阵亡？还是被叛贼解送洛阳杀掉？或是在叛贼围城中自杀而亡？拟或是因曾接受安禄山任命的河间太守而后来被唐肃宗处死？时至一千二百余年后的今天，仍无信义可证，更无确切定语，学者们偶有议论，都属一家之言、偏颇之见。中国中医研究院 高文铸 教授在其巨著《外台秘要方丛考》中“关于王焘生平”一节里，引用《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丁酉，禄山陷东京。”又《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至德元年）：“十月，尹子奇围河间，四十余日不下，史思明引兵会之……遂陷河间，执李奂送洛阳，杀之。”计此间王焘仍在河间为太守。即天宝十一年至天宝十四年末王焘在邺郡为太守，天宝十四年十二月被安禄山移摄河间（即瀛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河间县），至至德元年末河间沧陷。王焘卒年应是天宝十四年十二月率部归颜真卿之后……他归顺颜真卿之后不会马上死去，很可能是在史思明于至德元载（756）十月因河间的战役中阵亡。据1988年《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第3期刊载湖南湘潭师范学院万方、陶敏《王焘家世里籍生平新考》一文述：《新唐书·颜真卿传》：出为平原太守……禄山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备……饶旧太守卢全诚，邺郡太守王焘各以众归“唐令狐口亘 颜真卿神道碑》亦云“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后，邺郡太守王焘，被安禄山移摄河间，以河间众归于公”，王焘应当是在此次战役中去世。被收入《全国首届汉唐医学论文集》中的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宋珍民研究员《王焘生年、卒年、出身、入仕四事考辨》一文述：“天宝十四载十二月被安禄山移摄河间任太守，旋俾掾吏李奂响应颜真卿举义。至德元载十月（756），河间陷落，此后事迹文献失载。该文说：学者多疑王焘殁于此役”。笔者于2005年为全国首届汉唐医学学术研讨会提交的拙文《唐代医学家王焘生平与医事活动的研究》已收入《论文集》中，曾认为“天宝十四年（755）十二月，安禄山举兵反唐，攻陷东都洛阳，邺郡为叛军所掠，王焘被安禄山从邺郡太守移调河间太守，被迫赴任，于当月与属官俾掾吏李奂，杀死率众归颜真卿，与叛军作战。次年，史思明攻陷河间，杀李奂，王焘为李奂上司，定然难免此劫，可能成为“安史之乱”的牺牲品。
牛致功著隋唐历史人物丛书《安禄山史思明评传》一书，对“安史之乱”的详情诸如河北各郡多数被迫投贼，颜真卿复被各郡推为盟主，实行打击叛军的统一指挥权，以及王焘、李奂杀杜暮睦等，书中说“天宝十四年（756）十月，叛军尹子奇部围攻河间四十多天不能攻下，叛军史思明又来增援，颜真卿派其部将和琳率12000余人救援河间，结果失败，叛军攻下河间。”
关于王焘的卒因，据以上古今学者所述，同本题开头提到四种卒因的可能性相照应，综合判断：即王焘作了俘虏送洛阳被安禄山所杀？王焘曾因就任伪职而被唐肃宗所杀？这两种可能性不存在，勿庸再谈。笔者以为王焘的卒因属叛军尹子奇、史思明二部合攻河间并攻占河间的激烈战斗中，王焘阵亡；但也不排除王焘在面临被俘受辱的危机关头，尽忠自杀以全其节的可能性。总之他的卒因仍是个谜。
六、性孝与孝道
《新唐书·王王圭 传》末尾，附记关于王焘的60个字中，有焘“性至孝，母有疾，弥年不解袋，侍奉汤药，随高医游”立志从医的记载。这说明王焘从幼年起，就是一个性情至孝，而不是一般程度上的孝，他在母亲长期患病的情况下，亲自煎熬汤药以侍，为了孝敬慈母，便于服侍，达到了终年不脱衣而眠的程度。也说明他初随高医游，后编写出巨著《外台秘要方》济世救人，这都与他的性至孝有关，把孝顺母亲落实在行动中，以至融入为平民百姓服务的境界，从王焘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人既投入研究王焘生平和医事活动，就不可忘记或忽视“性至孝”,侍母的高贵品质。
孝，古人作为美德提倡和大力推行，以善事父母，尽心奉养和绝对服从父母为孝。孔子曰：“夫孝，德之本。”荀子曰：“礼也者，贵在敬焉，老者孝焉。”《汉书·李广传》：“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诗·大雅·卷阿》：“有冯有翼，有孝有德。”《礼记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著人之事者也。”而孝道为中国传统道德之核心与基础。大孝行于天下，理应发扬光大。孝道文化之最高境界为追求和谐。我国历代思想家只所以如此重视孝道，是因为孝敬父母、老人的德行，是人的本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是善国、爱国、敬业、诚实等美德的基础。很难设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会能爱国？会对人善良？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时期讲究以孝治天下，层层举荐孝廉以选拔治国人材。当今仍然信儒家思想的韩国，就认为不懂得孝敬父母的人就不懂得如何做人。人们其所以重视孝道，还因为孝道出自亲情，此种感情是与生俱来的，乌鸦有反哺之义，羊羔有跪乳之情，禽兽尚且如此，人是高级动物，更应深知孝顺父母，孝敬老人之理。孝道自古就是调节发生个人与小家庭的私利和调节小家庭的私利与父母所辖大家庭的利益矛盾的重要精神支柱。而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每一个家庭的和谐则是社会安定的基础。总之，作为古今中国人，坚持孝道可谓做人之本。
王焘，作为我国中古时期杰出人物，性至孝，从小就知侍母行孝，使他后来把孝道拓展到对事业和祖国的忠心，乃至护展到成为非业于医而在医学上做出了伟大贡献。宋代司马光“人之修德，必先始于孝，而后仁义生”的论说，就是对王焘一生的生动写照。王焘从孝母发展到忠于国家，最后为保卫国家统一，反对“安史之乱”的分裂，献出了可贵的生命，值得后世人尤其今人认真学习，以他为榜样，从自我做起，从孝顺父母、孝敬老人做起，使正名后孝道大行于天下。（作者系眉县新编《眉县志》主编王焘研究分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京畿按察使判官，唐代特遣大臣担任的临时职务，均得自选中级官员，奉请充任判官，以资佐理劝农使判官为佐理劝农使的临时中级官员。
监察御史，唐御史分三院，监察御史属察院，员额10人，秩八品，在御史中品秩最低，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察刑狱，肃正朝仪。
殿中侍御史，唐制员额8人，属殿院，掌纠察殿廷各种仪节，并分知京城内外的左右巡。
殿中少监，唐武德元年（618）始置，为殿中省副长官，助殿中监之事，掌皇帝服御。殿中内供奉3人，书令史10人，殿院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即百官上殿的序列与班次。
司马、武官，本为掌军事之官，隋唐以后成为州的佐官。
尚书省、中央官署名，唐制尚书省是全国的行政总汇，为最高国务三机构之一，它将皇帝的诏敕制成政令，并按照行政规范及制敕要求督促各级官署执行各项政务。
门下省、中央官署名，为最高国务三机构之一，为皇帝侍从、顾问机构，唐代此省掌按复诏令，赞相礼仪，参议政事，设侍中2人，门下侍郎2人，共同负责省务。
郡太守，亦称郡刺史，为一郡的地方长官，郡为政区名，秦划天下为36郡，唐沿秦制，为县的上级。
户部：为尚书省六职能部门之一，原名民部，置民部尚书，统管度支、民部、金部、仓部四司，设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掌全国户口、土地、赋税、钱粮、财政收入，高宗时为避太宗名讳，改为户部，为尚书省所属六部的第二部，王焘任户部员外郎一职，系部所属四司长官的副职，但难断在户部的户部司、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中，到底任何司的副长?
吏部：为尚书省所属六职能部门之一，隋唐吏部设吏部、主爵、司勋、考功四司，掌全国文官选授、勋封、考课的政令，为六部的第一部。王焘在吏部曾任员外郎和郎中,即司的副长官升任正长官,同样难明在何司任何职？
给事中：官名“给事中”三字的意思是在内廷服务，秦代始置,为加官称号。唐代给事中主要职权有三：一是有封驳权。关于处理政务的诏勅，均由中书省拟就，通过门下省发交尚书省执行。在发以前，门下省有审核权。所以唐代诏书开头就是“门下”二字，意思是交给门下省再去发表。《新唐书、百官志二》说：“凡百官奏抄，侍中即审，则给事中驳正违失，诏勅不便者，涂窜而奏正”，谓之途归；二是有部分司法权。据《新唐书、百官志二》载：“给事中可以根据法律驳正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审理刑案的失当”，也可以和中书舍人、侍御史组成“三司”，在朝堂上受理天下冤案；三是有人事任命的审核权。六品以下的文武官员，由吏、兵两部铨选德拟以后，必须报门下省审核，给事中根据资历、功状、德行、才艺各方面标准审查以后，再与侍中商量决定批准与否？还有一些附带职务，如发驿遣使，则与侍郎共审其事而给驿卷，其事不急者给“传”，不应给的则罢之，对门下省属弘文馆图书的缮写、雠校、负责课督的责任。
弘文馆：官署名，唐代属门下省，安置文学之士，典司书籍，时聚书20余万卷，设馆主一人，令宰相兼之，常令给事中一人判馆事，以处理馆中日常事务，相当于今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馆长。王焘正是在门下省任给事中时，判弘文馆事的。弘文馆的职权是：掌校正图籍，教授行徒，并参议政事。所属有校书郎2人，令书2人，楷书手30人，典书2人，拓书手3人，笔匠3人，熟纸装璜匠9人，亭长2人，掌固2人，学生定额30人（均选自皇族贵戚及高级京官子弟，授经史书法，不专经业，依国子监生例考试，惟帖经减半。
王焘在他的《外台秘要方》巨著的自序里，署其衔为“唐银青光禄大夫，持节邺郡诸军事兼守刺史、上柱国、清源县开国伯。“其注释应是：银青光禄大夫”按唐制，属文散官，从三品；持节邺郡诸军事：手拿皇帝所赐“缀有牦牛尾的竹棍，作为同时兼掌全郡诸军事指挥权，并兼地方行政长官司的郡刺史亦即郡太守；上柱国：勋官名，隋制以上柱国为正二品勋官，唐制以上柱国品阶为12转（即正二品）；清源县开国伯：由官名发展为爵称，曾有公、侯、伯、子、男之分。魏晋至唐宋，伯为封爵的一级，其地位在王、公侯之下。清源县（今山东省清馀县）；开国伯：唐制开国县伯，秩为正四品上，食邑七百户。伯前加开国二字，意为本人因功而受封爵，非借祖先之荫而承袭爵位。
王焘死后，唐肃宗还封赠曰：工部尚书（正三品），太子少师（从二品）。
综上铨释，可知王焘一生经历非凡，曾从事多项事业，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无不涉其足而获政绩，不仅有县和郡两级行政、军事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积累了在中央中层领导工作岗位上的丰富经验，这是奠定他平生从政取得显著政绩的基础，他的巨著《外台秘要方》的成功问世，同样是王焘执着为民、孜孜不倦精神的结晶明显体现。
三、里籍眉县说
今学术界对王焘的里籍，众说纷纭，名持己见，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报刊书籍中曾先后出现过万年（长安）、眉县、户县、岐山等多说，余以为关于王焘的里籍，应分祖籍和实籍两项，以史料为基础，附之以有关物证，考论辨析，以求得公正地统一地共识。
王焘的祖籍，在历史上即存在分歧，他的曾祖父王王圭 ，在唐初任侍中，后任礼部尚书，可谓重臣。而后晋刘煦等编纂的《旧唐书·王王圭 传》中记“王王圭 ，太原祁人”，而宋代欧阳修纂编的《新唐书·王王圭 传》中，又记“王王圭 ，眉人。”新旧两种唐书对同一个人立传，却把其里籍弄成山西祁县和陕西眉县两种说法，这种分歧一直延续了一千二百多年，令今人实在费解，其中的奥秘何在？是否与王王圭 祖籍祁县，后实居眉县有关？拟或是《新唐书》的编者中，有人对王王圭的里籍未负责的认真考察，人云亦云，采撷了一面之词，便下笔记之，客观上留下了长期甚至永远分歧的悬案之谜，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如《南史》、《北史》在记王王圭之父王岂页 曾任北齐郡太守时，就出现“乐陵”（今山东省境）、“竟陵”（在今湖北省境）二郡之分歧。又如《新唐书》把王焘记为王王圭之孙，而实则系曾孙，一字之差，正误难辨？当然苛求古人不出一点差错是不现实也不公正的，只是提醒人们注意：祁、眉二字之共同存在于史书中，总内涵着什么秘密，今人不应断然否认它的客观存在。笔者以为《新唐书》的主修官司马光等人，绝不会轻率的将王王圭的籍贯由山西祁县改写成陕西眉县，又为何不改成陕西万年（今长安）县、户县或别的什么县？
至于王焘的里籍究竟在什么地方？笔者近两年曾三次奔赴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在县档案馆、县志办查阅档案和县志，除从新编《长安县志》中查到神禾源有唐宰相王王圭墓外，其余一无所获。嗣后，同刘明德主 任 医师以及眉县王家台王焘后裔王兵旗、王智英、王秉慧等，亲赴长安神乐塬上踏寻古墓遗址，在鱼包头等一些有王姓人居住的村庄走访询问，均一无所获，那么万年（长安）说何以立足？是否只凭王王圭墓断定王焘为万年（长安）人？在今长安连一支王焘后裔氏族都找不到，显然证据不足。至于王焘里籍的户县说、岐山说等，可能由于王焘后裔中有人流失散居户县和岐山县，以后世子孙的里籍作为判断先祖的里籍，是根本不可理喻的事。只有王焘里籍在眉县的说法接近实际。
眉县王家台王姓族人是王焘的嫡系后裔，得到官方和全国大多数王焘学术思想研究者的认可，其依据
⑴是王家台（今当地人转音叫（王家头），原名王家水泉村，今村北塬下崖根仍有几股清凉的泉水流出;
⑵是在王家水泉以西约5米 处,有一不太高（北连着高塬的土崖,崖的南面有坍塌的土窑遗迹,相传是昔日王焘之曾祖王王圭幼年与其母相依为命而居住的窑洞,一代传一代的称曰“国公窑”。民间口头文学虽不能以信史视之，可它必定是其言有故，谁能断然否定;
⑶是王家台于明清时代，在国公窑和王家水泉以东不远处，就以一孔窑洞修建为王氏家庙（又名王氏祠堂），每年 农历正月初一 ，全族人集中于家庙中，庄严肃穆的祭祀祖先。民国时代，由于土窑洞不时塌方，故阖族人公议集资，又在村东平台上修了砖瓦土泥混凝结构房屋，移家庙于一院，前有一间大门，两侧墙上有画；中为对面各3间的生活和库房，后中为上殿，乃正式家庙（祠堂），整个建筑庄严肃穆，遂将家庙由窑洞迁此房中，并立碑记其事，今该碑尚存、不完整的房墙犹在。
⑷是在王氏家庙中并未塑像，而是挂着明清时代，请画工高手绘制、裱糊的“王氏祖案”，中间上端是之曾祖王王圭 和其夫赵氏身穿官服、诰服的彩色画像，两侧连下阶为王敬直、王焘、王遂彩色官服、诰服像，以下各阶有多代子孙的男女像。该祖案比一页席大，系长方形。王家台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淡化了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当时各生产队大种棉花，就把这一大祖案改作晾晒棉花的“席”子，搞得祖案有无数小孔，且四边被磨擦损烂，其状凄然，幸被陕西中医学到此考查的师生发现，经生产队长同意，如珍宝似地将这份“祖案”“请”回了该学院医史博物馆.
⑸是在清末王家台王氏族人中有识之士，唯恐老祖案（即上述祖案）因年久质地变化保存寿命不长，又设法以原样复制了稍小的两份新祖案，后来一份被今居于眉县城南的王家庄王焘后裔一支，在某年正月初一赴王家台祭祖后“偷”走，为抢夺祖案，王家台、王家庄两支王姓子孙，在渭河滩上（眉县西门渡亦即魏家渡南滩）还打了一架。另一祖案，今保存在王家台村民组组长、王焘后裔王秉惠家中。笔者曾几次见到过并抄录过文字。该祖案中有王焘夫妇官诰画像，以下分辈层记着王焘长子大理少卿王遂和多代子孙聚禄、聚升、聚库、聚步、聚志，旺、监、寿、忠、孝、礼、信、连、桂、林、福、同举，彦平、彦德、彦和、彦文、彦秀、彦清、彦武、彦盛、彦兴、彦金、彦顺、彦寿、彦国、彦兵、彦银、彦怀、彦成、彦花、彦芳、彦才，崇、贵、玉、义、贺、根庆、九福、省、中、丑和、应、瑞、丑丑，正元、清元、清芳、清修，纲、珍、德、奇、号、乔、月、友、登、智、奎、云、惠、钧、俞，九成、天才、银夫、万成等以及他们的妻子姓氏。
⑹是在已见到出版物中，说王焘里籍为眉县王家台者不少，就连权威的中央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所 高文铸 教授，在他的《外台秘要方丛考》中，也把王焘的里籍写为眉县、万年两说并存，并未轻易否定眉县说。
⑺王焘于“安史之乱”中逝世后，于稍后平定叛乱，唐肃宗对曾接受过伪官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分别情况以杀头、判重刑、轻刑、撤职、降职给出惩处，而对王焘因抗贼逝世功大于过，由朝廷出钱给无头之体配制了金头，在其紧随亲属扶柩的情况，由部属与官兵负责，将王焘遗体搬运回关中眉县安葬。今眉县马家镇祁家村，距后裔居住的王家台仅2公里 之四组后高塬崖下，以前曾有一大墓冢,传为王焘 之墓,可惜在文化大命中被夷为平地。王焘被发葬后，从王家台族人中遣两户迁住祁家村坟墓附近，以作长期守墓护坟人。今不仅祁家村二组王增强和五组（祁家河）两处王姓人即是守墓人的子孙。现祁家河王氏后裔中，也保存着这支族人的老祖案和木牌位。祖案上也记着王姓多代祖先的名子：金、文学、文明、爵、禄、兴才、兴桂、遇才、兴照、褔、举、凤、亨、同、明岑、云、双娃、举、安成、长德、两轮、万顺、论成、眼娃、双娃、云安、成安、时时、安仁、虎、拴文、焕文、才才、正彦、浩浩、德海等。木牌位有七尊，高约寸许，制作精细，小巧玲珑，分别用毛笔楷书祖先姓名，分载此地王族育才以及兴桂、虎、岑、明、怀德、义娃、巨娃、天才、海海、问问、增功、功见等多人的姓名。
2006年冬我会同刘明德主任医师、王家台王氏后裔王兵旗、王智英、王秉惠及祁家河王氏后裔王某一行六人，到祁家村后塬下考察王氏古墓址时，适遇在王焘坟墓南百米处居住的75岁的王扶华，扶华老人并非王氏后裔，但他头脑清楚，身体很好,我们去时扶华老人正从西边老君庙走来，见我们一行前来，也前来搭话，我们问及此墓情况时，扶华老人谈到他小时就住在墓西侧沟中的窑洞中，经常来墓上玩，这个墓很大,高约近10米 ，底部直径也有约10米 左右，墓上栽有很多柏树。
我们问及这个坟墓主人究竟是驸马王敬直还是王焘，扶华老人说他从小就听老人们说，这个墓的主人叫王焘,是一位清官，还会看病,医术还很高,可惜墓的地上部分在大跃进和文革中被平了,2003年春,菜子花正开时又被盗了，盗洞就在崖下，今存遗址明显。
⑻是因王家台王姓一族中出了大官和名人，朝廷曾赐有铁沙官帽以示其荣，虽说今已无物证，然此与唐至明代某些王朝赐予功臣的“铁卷”类似，此传说岂能轻而易举地被否定？
以上八点，至少在目前可以作为王焘里籍眉县说的理由。相比之下，王焘里籍万年说和其他说，尚未见一条具体证据？
至于有学者引王焘之孙王师正给妻房敬撰的《墓志铭并序》中云：“ ……先茔居丞镐帝城南，塬曰神禾，考时不协，未能归葬……”。又说“王王圭 亡命南山附近，王王圭 死后，即葬于此地”（神禾塬）。亦说“自王王圭 始，其系亲逝世，即归葬于神禾塬，至王焘之孙王师正辈，仍以该地为落叶归根之祖茔也，可证王焘亦当葬于此地。”对此，笔者有四点看法：一是王王圭为朝廷重臣，府第在京都长安城中，逝世后葬城南45里神禾塬上既实在而合乎情理；二是王师正为其妻房敏撰文，说明未得归葬祖茔而葬于他的任职地，是表“考时不协”（当地具体情况不允许）之意；三是以王王圭 葬于神禾塬为王氏祖茔无可争议。然以此，“可证王焘亦当葬于此地”，未免道理不足？王焘的曾祖和孙媳均是正命而亡，唯王焘亡于战争中，属非正常死亡，且有尸无首，能否入祖茔？四是说神禾塬系王王圭亡命南山的附近？也难确切肯定，况南山也不等于专指狭义上的长安南之终南山。据谭其骧等权威学者著几种版本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册）》载,在历史上不同的朝代,对关中南山记载各异,有忄享 物山、太乙山、太壹山、太白山、南山、终南山（泛指秦岭在陕西境内者），也有记终南山是指长安城南之一段山。因此也不能排除和否定“王王圭 亡命南山附近”。是指太白山主峰北麓的眉县山脉。对“王焘出身于名门世族，又不曾到眉县”？之说是毫无证据的推测。北宋女将穆桂英，正史无证，而今尚存的《杨族史卷》却有详记，还有她曾征战穿过的“甲胄”残物为证，对此我们应怎样理解和认识？
四、婚变谜浅议
王焘在其医学巨著《外台秘要方》自序中说余“以婚姻之故，贬守房陵”，意即因个人婚姻上的变故缘由，朝廷将他的官职由中央部门贬调地方，任房陵（今湖北省房县）郡太守。房陵当时是一个偏僻山区的末等小郡，作为京官的王焘，一下子由繁华的京都长安贬职到此地，很明显是带惩罚性质的，其原因不属司职工作方面的，而正属个人婚姻方面的缘故。他这“以婚姻之故，贬守房陵”九字的自述，给后人留下“亚谜”，笔者从历代关于王焘的诸多史料中，从未发现有关他“贬职”的任何注释和浅解，因此这个“亚谜”至今仍是不解之谜。有鉴于此，笔者意欲在本篇文章中浅议这一被忽略了一个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议题，以卑陋之见就教于知识渊博的学者。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开放型“社会，礼法束缚比较薄弱，女性地位较高，贞节观念淡薄，民族通婚频繁，使人们的婚姻性爱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特点。尤其是唐代男女的公开交往，史书和文学作品更是记载不绝。青年男女在择偶方面，敢于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于不顾，而按照自己的情性去追求意中人。《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载：“中宗在房州（今湖北省竹山县）时，常对韦后说”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这从某种程度上便是唐代夫妻双方都可以自找情人，婚外私通的同意语。当时虽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实际上不仅对丈夫，而且对妻子的限制并不太严格，允许男方妻妾成群，双方均可偷情。寡妇再嫁是合法行为，屡见不鲜。整个唐代共有皇帝的女儿——公主211人，除了幼年早夭或出家入道因而事迹不详者外，共嫁出123人，其中再嫁者23人，三嫁者3人，其中太宗三女南平公主初嫁王焘之叔祖王敬宜，再嫁刘玄意，即为一例。
王焘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开放型”社会，况且是世代官宦人家，本人又是中级京官，聚有一妻几妾，可谓合法而自然的事，不违律条，那么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婚姻之变？”又如何严重到官职被贬的程度？这里的奥秘究竟是什么？颇令人难以揣摸。此处笔者尝试性浅谈粗陋之见。王焘“因婚姻之故，贬守房陵”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
其一，他的婚姻变故的对象是妻子，并非是妾。只有与妻发生离异，才能构得上“婚姻之故”，如果是妾中某位，只需他一句话就可休了她，根本影响不到他官位的贬调，这是毫无疑义的。
其二，他的婚姻关系中的她，绝非一般人家之女性，极有可能是官职比他高的官宦家女儿。婚姻中的双方，只要失和以至发展到分手，男人有权遵律以“七出”即丈夫出妻的七种理由（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中的某一种，即可将妻子休出家门；同时女人还有“三不出”（“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先贫贱后富贵”不去）的规定。此外，还有“义绝”与和离（双方协议脱离夫妻关系）。王焘的婚变不是一般的婚变，不适应通过“七出”、“三不出”来解决。是因谋害、奸情、殴杀而“义绝”吧，似乎不存在这方面的可能，这仅从“贬职”的处分即可证明。以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的“和离”方式，结束王焘和她婚姻关系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女方家庭地位和父兄官职均高于王家，甚或牵涉到皇亲国戚之族，王焘虽经“和离”解除夫妻关系，却遭到一定程度的弹劾，威胁了他继续在京作官的仕途，朝廷不得不断然将他贬调地方官，以示惩戒他本人，也利于平息余波。
其三，不能完全排除王焘的婚姻属政治婚姻的可能性。婚姻有鲜明的社会属性。所谓婚姻者为合二姓之好，就是把婚姻作为行为、作为两性相合作的政治手段，借以扩大彼此势力。在封建社会，政治婚姻渗透到了各个方面，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有为政治上的结合而联姻的，有随政治情况变化而变更婚姻的等等。王焘的婚姻，是否系政治联姻，在何情况变化下而变更的婚姻，目前尚难理出哪怕是一点眉目。
初步结论，只能以粗略的轮廓式的可能性大小，来大胆设想：属“其一”中与妻婚变，并属“其二”中“和离”导致的后果而受到“贬职”惩处，似乎与政治婚变的可能不大。
五、卒因再考析
王焘的卒年，在古今史学界、医学界没有分歧，公认是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但他的卒因是什么？是在反抗“安史”叛贼的战争中阵亡？还是被叛贼解送洛阳杀掉？或是在叛贼围城中自杀而亡？拟或是因曾接受安禄山任命的河间太守而后来被唐肃宗处死？时至一千二百余年后的今天，仍无信义可证，更无确切定语，学者们偶有议论，都属一家之言、偏颇之见。中国中医研究院 高文铸 教授在其巨著《外台秘要方丛考》中“关于王焘生平”一节里，引用《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丁酉，禄山陷东京。”又《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至德元年）：“十月，尹子奇围河间，四十余日不下，史思明引兵会之……遂陷河间，执李奂送洛阳，杀之。”计此间王焘仍在河间为太守。即天宝十一年至天宝十四年末王焘在邺郡为太守，天宝十四年十二月被安禄山移摄河间（即瀛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河间县），至至德元年末河间沧陷。王焘卒年应是天宝十四年十二月率部归颜真卿之后……他归顺颜真卿之后不会马上死去，很可能是在史思明于至德元载（756）十月因河间的战役中阵亡。据1988年《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第3期刊载湖南湘潭师范学院万方、陶敏《王焘家世里籍生平新考》一文述：《新唐书·颜真卿传》：出为平原太守……禄山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备……饶旧太守卢全诚，邺郡太守王焘各以众归“唐令狐口亘 颜真卿神道碑》亦云“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后，邺郡太守王焘，被安禄山移摄河间，以河间众归于公”，王焘应当是在此次战役中去世。被收入《全国首届汉唐医学论文集》中的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宋珍民研究员《王焘生年、卒年、出身、入仕四事考辨》一文述：“天宝十四载十二月被安禄山移摄河间任太守，旋俾掾吏李奂响应颜真卿举义。至德元载十月（756），河间陷落，此后事迹文献失载。该文说：学者多疑王焘殁于此役”。笔者于2005年为全国首届汉唐医学学术研讨会提交的拙文《唐代医学家王焘生平与医事活动的研究》已收入《论文集》中，曾认为“天宝十四年（755）十二月，安禄山举兵反唐，攻陷东都洛阳，邺郡为叛军所掠，王焘被安禄山从邺郡太守移调河间太守，被迫赴任，于当月与属官俾掾吏李奂，杀死率众归颜真卿，与叛军作战。次年，史思明攻陷河间，杀李奂，王焘为李奂上司，定然难免此劫，可能成为“安史之乱”的牺牲品。
牛致功著隋唐历史人物丛书《安禄山史思明评传》一书，对“安史之乱”的详情诸如河北各郡多数被迫投贼，颜真卿复被各郡推为盟主，实行打击叛军的统一指挥权，以及王焘、李奂杀杜暮睦等，书中说“天宝十四年（756）十月，叛军尹子奇部围攻河间四十多天不能攻下，叛军史思明又来增援，颜真卿派其部将和琳率12000余人救援河间，结果失败，叛军攻下河间。”
关于王焘的卒因，据以上古今学者所述，同本题开头提到四种卒因的可能性相照应，综合判断：即王焘作了俘虏送洛阳被安禄山所杀？王焘曾因就任伪职而被唐肃宗所杀？这两种可能性不存在，勿庸再谈。笔者以为王焘的卒因属叛军尹子奇、史思明二部合攻河间并攻占河间的激烈战斗中，王焘阵亡；但也不排除王焘在面临被俘受辱的危机关头，尽忠自杀以全其节的可能性。总之他的卒因仍是个谜。
六、性孝与孝道
《新唐书·王王圭 传》末尾，附记关于王焘的60个字中，有焘“性至孝，母有疾，弥年不解袋，侍奉汤药，随高医游”立志从医的记载。这说明王焘从幼年起，就是一个性情至孝，而不是一般程度上的孝，他在母亲长期患病的情况下，亲自煎熬汤药以侍，为了孝敬慈母，便于服侍，达到了终年不脱衣而眠的程度。也说明他初随高医游，后编写出巨著《外台秘要方》济世救人，这都与他的性至孝有关，把孝顺母亲落实在行动中，以至融入为平民百姓服务的境界，从王焘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人既投入研究王焘生平和医事活动，就不可忘记或忽视“性至孝”,侍母的高贵品质。
孝，古人作为美德提倡和大力推行，以善事父母，尽心奉养和绝对服从父母为孝。孔子曰：“夫孝，德之本。”荀子曰：“礼也者，贵在敬焉，老者孝焉。”《汉书·李广传》：“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诗·大雅·卷阿》：“有冯有翼，有孝有德。”《礼记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著人之事者也。”而孝道为中国传统道德之核心与基础。大孝行于天下，理应发扬光大。孝道文化之最高境界为追求和谐。我国历代思想家只所以如此重视孝道，是因为孝敬父母、老人的德行，是人的本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是善国、爱国、敬业、诚实等美德的基础。很难设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会能爱国？会对人善良？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时期讲究以孝治天下，层层举荐孝廉以选拔治国人材。当今仍然信儒家思想的韩国，就认为不懂得孝敬父母的人就不懂得如何做人。人们其所以重视孝道，还因为孝道出自亲情，此种感情是与生俱来的，乌鸦有反哺之义，羊羔有跪乳之情，禽兽尚且如此，人是高级动物，更应深知孝顺父母，孝敬老人之理。孝道自古就是调节发生个人与小家庭的私利和调节小家庭的私利与父母所辖大家庭的利益矛盾的重要精神支柱。而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每一个家庭的和谐则是社会安定的基础。总之，作为古今中国人，坚持孝道可谓做人之本。
王焘，作为我国中古时期杰出人物，性至孝，从小就知侍母行孝，使他后来把孝道拓展到对事业和祖国的忠心，乃至护展到成为非业于医而在医学上做出了伟大贡献。宋代司马光“人之修德，必先始于孝，而后仁义生”的论说，就是对王焘一生的生动写照。王焘从孝母发展到忠于国家，最后为保卫国家统一，反对“安史之乱”的分裂，献出了可贵的生命，值得后世人尤其今人认真学习，以他为榜样，从自我做起，从孝顺父母、孝敬老人做起，使正名后孝道大行于天下。（作者系眉县新编《眉县志》主编王焘研究分会第一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