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医学 交相辉映——评郑怀林《生命的圣火》
- 索引：508
- 发布时间：2016-08-03
- 点击次数：
- 加入收藏
- 发表评论
- 语音阅读
宗教与医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是有关“彼岸世界”的概念；而医学是人类医药科技文明的宝贵资源，凝聚着人类防病治病的学术经验。然而，两者相同之处就在于都是传统文化，而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读郑怀林等主编的《生命的圣火：宗教与医学纵横谈》（中医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一书，获益良多，甚为欣慰。因为这一课题突破了宗教与医学的藩篱，阐述两者之间纵横交错的联系。正如作者“前言”所云：“重新审视这方面的文化现象，对于医教研和医药卫生科普等工作是很必要的，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其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人们识别伪科学和反对邪教”。
全书48万余字，分为原始宗教与医学、古代的民族宗教与医学、犹太教与医学、婆罗门教与医学、佛教与医学、基督宗教与医学、伊斯兰教与医学、道教与医学、民间宗教与医学、宗教与医学心理学、宗教习俗与医药卫生、宗教与医药文化的交流十二个方面，70个专题，对两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由于其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仅将其主要论述予以归纳评介，并向读者推荐。
阐述两者源流
据史前考古资料研究，认为最早的原始宗教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产生的，其表现形式是巫教，开始是泛神论。先民的生殖崇拜则是原始社会带有普遍性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实质上是有关人类社会能否得以延续的理念问题，包括中国神话中的女娲抟黄土造人，西方盛传的耶和华用泥土造人，其相似之处，实际是自然崇拜的遗风。拜物教出现在神灵观念未明确产生之前，原始人把某些特定物体当作具有意志的活物而加以崇拜的一种宗教，其对象可能是自然之物或人造之物。如动物崇拜在远古时代已十分盛行，喜鹊可能是最早医生的图腾，可从山东“扁鹊”和绥德“羽人”两块东汉画像石得到证实。
巫术是一种准宗教，与神灵观念相关联，充满原始的科学萌芽，弥漫着神秘气氛，其神秘方术除心理治疗外，还会用药物和器具为人治病，在少数民族中，巫师是指那些具有一定文化、医药、占卜知识的人。巫术活动最早有傩舞，而流行较广的萨满教其代言人为巫师，治病则采用医术与巫术相结合的方法。医药的文化载体有民俗、行为、口传、经验等方面，而与巫有不同的概念，可以説医药卫生文化的发祥年代与人类历史的起源同步，但巫与巫教毕竟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故而在人类文化史的消长中，“医”总是长寿的，而“巫”则是短命的。回顾巫医在医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两者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在初期巫医作为有一定医药卫生知识的人，曾起到积累总结经验的作用，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当医药卫生文化发展到运用科学观点探求病因和治疗时，巫医则不再是促进医学发展的力量，而是转化为阻力，甚至成为反医药科学的一种势力。该书还对古代民族宗教与医学之关系从中外角度予以论述，可谓琳琅满目。
探讨互相联系
该书从犹太教、婆罗门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几个方面论述宗教与医学的联系，虽然内容繁多，可是脉络清晰。犹太教从教典入手，如《旧约全书》中关于医药卫生内容有传染病、丧葬、饮食、割礼、生育等，以及香药、外治法、医学律令与法规等；《塔木德》对解剖、病理、治疗、麻醉、草药、卫生等，以及中世纪犹太医家均有详细叙述。婆罗门教吠陀医学有关健康与疾病的四体液（气、胆、痰、血）学说构成印度医学理论的基础；草药医学认为人体内各种体液和组织都处于平衡状态，又具有均衡消化与排泄功能，否则就会生病，只有恢复其失衡状态就能消除疾病，而防治疾病的方法在于保健，以改善其生命活力。瑜伽则通过坐法、调息和禅定来控制心意和感官，从而净化心灵，对于养生保健有一定功效。佛教虽创于古印度，但在亚洲影响很大，认为身心疾病与地、水、火、风四大学说失调有关，禅静、素食、运动疗法在东亚各国流行，也对中医产生过一定影响。如医学家巢元方、孙思邈、王焘，文学家苏东坡，科学家方以智，僧医（圆通、悟真、高昙）、藏医（宇陀萨玛•元丹贡布）、蒙医（忽思慧）、傣医（递哈西腊），以及敦煌、少林寺、竹林寺、和许多药方碑等医史文物，都说明佛教与医学源远流长。基督教为天主教的分支，在神学统治时期，经院医学承担起疫病、伤病的救护任务，且认为信仰疗法是治病的唯一途径。其分支景教的创立，在传教中紧密结合医药卫生，曾在唐、元代盛传，明代及清初有一批传教士陆续来华。促进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也使中医学传向外国。伊斯兰教的许多卫生习俗都可在《古兰经》、《圣训》中找到源头，从而出现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其著作《医典》曾对东西方医药学有过重要影响，还介绍阿拉伯医家、炼金术、回回医学等内容。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道德经》为其基本经典，其学说中修身和用世均统一于“德”，并不断使人的精神于“道”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和谐健全的整体。亦对四十四式按摩法、晋唐以后的道教与医学、方术与医药卫生等予以阐述。这些重要章节，从而使宗教与医学交相辉映，大放异彩！
考证史迹文物
该书中有许多文图倾注了作者数十年来考证研究医史文物的成就。文字方面如达摩“面壁”九年，是以壁观教人安心，外止诸缘，内无杂念，心如墙壁，而非面对墙壁；少林寺历来以禅修来健体强身、祛病延年，曾创办少林药局，素享“中国佛门医宗”之美誉，并于2000年出版《少林武功医宗秘笈》，内容包括养生、推拿、疗伤等验方绝技；敦煌被称为“形象历史博物馆”、“世界画廊”，其众多壁画、残卷、佛学著作均与医学有关，是隋唐时期医药卫生状况的缩影和艺术再现。武威发现的西夏文物，其医卷、字典均弥足珍贵；《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记载了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向东方传教中兼行医护的事迹，并引《旧唐书》记载，开元二十八年（740）景教僧人崇一治好唐玄宗之弟病，特赐绯袍。此后，景教徒陆续来华，持续长达210年之久。
2000年在古城西安市回民坊发现有图有文的石刻，正背面为仙鹤图，两侧有珍珠丸、宽中丸、黄芪汤、藁本汤四首医方；大清真寺内还收藏一通《秦府药圣祠记》碑，为正德七年（1512）九月九日立石，并记当时在“秦府良医所”供事医药人员，有医史价值。《道藏》据称共收古籍1476种，5485卷，而有关医家经典约占70%以上。山西永乐宫有洗儿图、诊治眼疾壁画、人体骨骼图等，不仅反映了元代宗教生活，也反映了道医文化与尘世人生不可分割的关系，实属难能可贵。
图片方面如伏羲、岐伯、孙思邈、玄奘像，少林寺、大佛寺、崆峒山、南山寺、药王古洞、坐虎针龙、海上方神话、洗药池，傩面具、周原甲骨、王焘故里碑、林则徐流放新疆故地等，这些均为他在观览时的留心所摄，插图书中，增色不少。
4 概论中外交流
宗教与医学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其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往往互相融通，更为密切。该书最后介绍宗教与医药文化在亚洲、非洲与罗马之间的交往，特别指出秦汉以前，中原便与西域乃至南亚“丝绸之路”的开通，成为一条横贯亚、非、欧洲的国际大通道，从而使医药文化得以频繁交流，也与海上“丝绸之路”交织成一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网络。还举例前苏联汉加诺夫地志博物馆收藏19世纪末《藏医学图册》，共77幅(62图缺)，其中有藏族文化史上重要人物肖像182幅，该挂图由小图组成，全套总计有图1万个左右；还有许多收藏的“唐卡”及出版的图册，使藏医学得以在世界各地流传。
中朝交流多在医籍方面，最著名的是《百济新集方》，为百济所著的一部记载本草学的民间医方集。与中日交流是唐时日本来中国的学者多乘新罗船以归，因此中国医药文化经朝鲜传入日本；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入海求神采药，带三千童男童女乘楼船一去不返，日本文献也有记载，并尊其为“司药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代鉴真在五次东渡失败、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第六次渡海赴日到达奈良，促进了中医药学在日本的传播、植根和发展，从而为繁荣日本天平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增添了新的活力。
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始于春秋战国，兴盛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充任其使者的多为僧侣和商人，而最著名者为玄奘在其著作《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有关印度人的宗教及其饮食习惯、口齿卫生、僧侣医生、卫生习惯、用药及传入中国的情况。而在眼科方面，印度僧医所传的“金针拨内障术”，在中国得到不断改进与提高，使无数白内障患者得以重见光明。
另外，该书对于亚洲、内地与边疆的宗教与医药交流，宗教习俗、医学心理学等方面也有论述，从而促进中国医药学不断充实、提高，使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医学。
总之，该书围绕宗教与医学这个课题，阐述了作者对两者的学术见解，可以説是第一部研究宗教与医学的专著，将对于科学文化史、宗教医学发展史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作者继续努力，深入研究下去，为构建医学人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作者的夙愿！(洪文旭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全书48万余字，分为原始宗教与医学、古代的民族宗教与医学、犹太教与医学、婆罗门教与医学、佛教与医学、基督宗教与医学、伊斯兰教与医学、道教与医学、民间宗教与医学、宗教与医学心理学、宗教习俗与医药卫生、宗教与医药文化的交流十二个方面，70个专题，对两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由于其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仅将其主要论述予以归纳评介，并向读者推荐。
阐述两者源流
据史前考古资料研究，认为最早的原始宗教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产生的，其表现形式是巫教，开始是泛神论。先民的生殖崇拜则是原始社会带有普遍性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实质上是有关人类社会能否得以延续的理念问题，包括中国神话中的女娲抟黄土造人，西方盛传的耶和华用泥土造人，其相似之处，实际是自然崇拜的遗风。拜物教出现在神灵观念未明确产生之前，原始人把某些特定物体当作具有意志的活物而加以崇拜的一种宗教，其对象可能是自然之物或人造之物。如动物崇拜在远古时代已十分盛行，喜鹊可能是最早医生的图腾，可从山东“扁鹊”和绥德“羽人”两块东汉画像石得到证实。
巫术是一种准宗教，与神灵观念相关联，充满原始的科学萌芽，弥漫着神秘气氛，其神秘方术除心理治疗外，还会用药物和器具为人治病，在少数民族中，巫师是指那些具有一定文化、医药、占卜知识的人。巫术活动最早有傩舞，而流行较广的萨满教其代言人为巫师，治病则采用医术与巫术相结合的方法。医药的文化载体有民俗、行为、口传、经验等方面，而与巫有不同的概念，可以説医药卫生文化的发祥年代与人类历史的起源同步，但巫与巫教毕竟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故而在人类文化史的消长中，“医”总是长寿的，而“巫”则是短命的。回顾巫医在医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两者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在初期巫医作为有一定医药卫生知识的人，曾起到积累总结经验的作用，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当医药卫生文化发展到运用科学观点探求病因和治疗时，巫医则不再是促进医学发展的力量，而是转化为阻力，甚至成为反医药科学的一种势力。该书还对古代民族宗教与医学之关系从中外角度予以论述，可谓琳琅满目。
探讨互相联系
该书从犹太教、婆罗门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几个方面论述宗教与医学的联系，虽然内容繁多，可是脉络清晰。犹太教从教典入手，如《旧约全书》中关于医药卫生内容有传染病、丧葬、饮食、割礼、生育等，以及香药、外治法、医学律令与法规等；《塔木德》对解剖、病理、治疗、麻醉、草药、卫生等，以及中世纪犹太医家均有详细叙述。婆罗门教吠陀医学有关健康与疾病的四体液（气、胆、痰、血）学说构成印度医学理论的基础；草药医学认为人体内各种体液和组织都处于平衡状态，又具有均衡消化与排泄功能，否则就会生病，只有恢复其失衡状态就能消除疾病，而防治疾病的方法在于保健，以改善其生命活力。瑜伽则通过坐法、调息和禅定来控制心意和感官，从而净化心灵，对于养生保健有一定功效。佛教虽创于古印度，但在亚洲影响很大，认为身心疾病与地、水、火、风四大学说失调有关，禅静、素食、运动疗法在东亚各国流行，也对中医产生过一定影响。如医学家巢元方、孙思邈、王焘，文学家苏东坡，科学家方以智，僧医（圆通、悟真、高昙）、藏医（宇陀萨玛•元丹贡布）、蒙医（忽思慧）、傣医（递哈西腊），以及敦煌、少林寺、竹林寺、和许多药方碑等医史文物，都说明佛教与医学源远流长。基督教为天主教的分支，在神学统治时期，经院医学承担起疫病、伤病的救护任务，且认为信仰疗法是治病的唯一途径。其分支景教的创立，在传教中紧密结合医药卫生，曾在唐、元代盛传，明代及清初有一批传教士陆续来华。促进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也使中医学传向外国。伊斯兰教的许多卫生习俗都可在《古兰经》、《圣训》中找到源头，从而出现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其著作《医典》曾对东西方医药学有过重要影响，还介绍阿拉伯医家、炼金术、回回医学等内容。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道德经》为其基本经典，其学说中修身和用世均统一于“德”，并不断使人的精神于“道”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和谐健全的整体。亦对四十四式按摩法、晋唐以后的道教与医学、方术与医药卫生等予以阐述。这些重要章节，从而使宗教与医学交相辉映，大放异彩！
考证史迹文物
该书中有许多文图倾注了作者数十年来考证研究医史文物的成就。文字方面如达摩“面壁”九年，是以壁观教人安心，外止诸缘，内无杂念，心如墙壁，而非面对墙壁；少林寺历来以禅修来健体强身、祛病延年，曾创办少林药局，素享“中国佛门医宗”之美誉，并于2000年出版《少林武功医宗秘笈》，内容包括养生、推拿、疗伤等验方绝技；敦煌被称为“形象历史博物馆”、“世界画廊”，其众多壁画、残卷、佛学著作均与医学有关，是隋唐时期医药卫生状况的缩影和艺术再现。武威发现的西夏文物，其医卷、字典均弥足珍贵；《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记载了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向东方传教中兼行医护的事迹，并引《旧唐书》记载，开元二十八年（740）景教僧人崇一治好唐玄宗之弟病，特赐绯袍。此后，景教徒陆续来华，持续长达210年之久。
2000年在古城西安市回民坊发现有图有文的石刻，正背面为仙鹤图，两侧有珍珠丸、宽中丸、黄芪汤、藁本汤四首医方；大清真寺内还收藏一通《秦府药圣祠记》碑，为正德七年（1512）九月九日立石，并记当时在“秦府良医所”供事医药人员，有医史价值。《道藏》据称共收古籍1476种，5485卷，而有关医家经典约占70%以上。山西永乐宫有洗儿图、诊治眼疾壁画、人体骨骼图等，不仅反映了元代宗教生活，也反映了道医文化与尘世人生不可分割的关系，实属难能可贵。
图片方面如伏羲、岐伯、孙思邈、玄奘像，少林寺、大佛寺、崆峒山、南山寺、药王古洞、坐虎针龙、海上方神话、洗药池，傩面具、周原甲骨、王焘故里碑、林则徐流放新疆故地等，这些均为他在观览时的留心所摄，插图书中，增色不少。
4 概论中外交流
宗教与医学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其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往往互相融通，更为密切。该书最后介绍宗教与医药文化在亚洲、非洲与罗马之间的交往，特别指出秦汉以前，中原便与西域乃至南亚“丝绸之路”的开通，成为一条横贯亚、非、欧洲的国际大通道，从而使医药文化得以频繁交流，也与海上“丝绸之路”交织成一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网络。还举例前苏联汉加诺夫地志博物馆收藏19世纪末《藏医学图册》，共77幅(62图缺)，其中有藏族文化史上重要人物肖像182幅，该挂图由小图组成，全套总计有图1万个左右；还有许多收藏的“唐卡”及出版的图册，使藏医学得以在世界各地流传。
中朝交流多在医籍方面，最著名的是《百济新集方》，为百济所著的一部记载本草学的民间医方集。与中日交流是唐时日本来中国的学者多乘新罗船以归，因此中国医药文化经朝鲜传入日本；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入海求神采药，带三千童男童女乘楼船一去不返，日本文献也有记载，并尊其为“司药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代鉴真在五次东渡失败、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第六次渡海赴日到达奈良，促进了中医药学在日本的传播、植根和发展，从而为繁荣日本天平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增添了新的活力。
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始于春秋战国，兴盛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充任其使者的多为僧侣和商人，而最著名者为玄奘在其著作《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有关印度人的宗教及其饮食习惯、口齿卫生、僧侣医生、卫生习惯、用药及传入中国的情况。而在眼科方面，印度僧医所传的“金针拨内障术”，在中国得到不断改进与提高，使无数白内障患者得以重见光明。
另外，该书对于亚洲、内地与边疆的宗教与医药交流，宗教习俗、医学心理学等方面也有论述，从而促进中国医药学不断充实、提高，使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医学。
总之，该书围绕宗教与医学这个课题，阐述了作者对两者的学术见解，可以説是第一部研究宗教与医学的专著，将对于科学文化史、宗教医学发展史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作者继续努力，深入研究下去，为构建医学人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作者的夙愿！(洪文旭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