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德：王焘里籍及有关问题再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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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7-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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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眉县王家台之祖案
眉县新编《眉县志》主编杨志春当年（八十年代）考察王家台王氏祖案时所作的记录（原文刊登于“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王焘研究分会”2007年编《王焘与外台秘要方》一书中）。
⑴“王氏祠堂”旧址现有两处：老祠堂是一个破窑，在王忠科院内；新祠堂在王家台东头，是1924年从老祠堂迁来的，原有三间正殿，东西各有厢房三间，山门一座，1985年刘明德考察时仅有东侧正殿两间，西侧一间已倒塌，（当时照有黑白照片）。
⑵王氏家庙（祠堂）中并无塑像，而是挂着明清时代，请画工高手绘制、裱糊的“王氏祖案”，中间上端是曾祖王王圭和其夫人赵氏身穿官服、诰服的彩色画像，两侧连下阶为王敬直、王焘、王遂彩色官服、诰服像，以下各阶有多代子孙的男女像。该祖案比一页席大（约2.5×3米）。王家台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淡化了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当时各生产队大种棉花，就把这一大祖案改作晾晒棉花的“席”子，搞得祖案有无数小孔，且四边被磨擦损烂，其状凄然，幸被陕西中医学院到此考查的师生发现（1984年），经生产队长同意，如珍宝似地将这份“祖案”上王焘像剪下“请”回该学院医史博物馆。
⑶是在民国初年王家台王氏族人中有识之士，唯恐老祖案（即上述祖案）因年久质地变化保存寿命不长，又设法以原样复制了稍小的两份新祖案，后来一份被今居于眉县城南的王家庄王焘后裔，在某年正月初一赴王家台祭祖后“偷”走，为抢夺祖案，王家台、王家庄两支王姓子孙，在渭河滩上（眉县西门渡口亦即魏家堡渡口南滩）还打了一架。另一祖案，今保存在王家台村民组长、王焘后裔王秉惠家中。笔者曾几次见到过并抄录过文字。该祖案中有王焘夫妇官诰画像，以下分辈层记着王焘长子大理寺少卿王遂和多代子孙聚禄、聚升、聚库、聚步、聚志，旺、监、寿、忠、孝、礼、信、连、桂、林、福、同举，彦平、彦德、彦和、彦文、彦秀、彦清、彦武、彦盛、彦兴、彦金、彦顺、彦寿、彦国、彦兵、彦银、彦怀、彦成、彦花、彦芳、彦才，崇、贵、玉、义、贺、根庆、九福、省、中、丑和、应、瑞、丑丑，正元、清元、清芳、清修，纲、珍、德、奇、号、乔、月、友、登、智、奎、云、惠、钧、俞，九成、天才、银夫、万成等以及他们的妻子姓氏。
最近我将2005年的照片放大，用放大镜看到在王敬直右上角有莫糊不清之“二世祖驸马玉敬之神位”字样。
七，关于王焘是王敬直之子还是王珪之曾孙问题
据杨志春同志撰文载：“王家台现存已成两半截的石碑，这是1939年德亮、德明，德新兄弟三人，为其父王正元和母张儒人立的并葬墓碑。碑文的开头记述道：“公世居渭北王家台，系唐尚书王珪四十三世苗裔也”。按此推断，今天居住在王家台的四代人，就是王珪第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代后裔。”
现存的祖案是1928年重修王氏宗祠时复制的，以此上推王珪应是王正元之四十三代祖，而王焘在祖案中明确记为四十代祖，王焘应是王珪之曾孙无疑，但在王珪与王焘之间只有王敬直一人，为什么没有王焘的父辈王茂时呢？
据《资治通鉴•一百九十五卷》载：“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永宁懿公王珪薨。珪性宽裕，自奉养甚薄。于令，三品已上皆立家庙，珪通贵已久，独祭于寝。为法司所劾，上不问，命有司为之立庙以愧之。”
唐制规定：凡官员三品以上方可立家庙。而祖案上第一排所列人员必须是三品以上的王氏官员。
据王氏后裔王秉惠回忆，先祖曾传有遗言，王氏后人有做官（突出贡献者），在祖案之位值可以提前。
据此王珪以下只有王敬直﹑王焘﹑王遂，而四十一代祖王茂时，三十八代祖王师正辈均因官位未达三品而未于登录。
王家台王氏后人自唐以后并无为官之人，至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族人王德明（朗轩）在靖国军任营长，商同族中兄弟在村子西边重修了王氏宗祠，同时复绘制了祖案（原案已破旧无法辨认），故有二世祖驸马之字样，至于“玉敬”之名，王秉一在其所编《眉县王家台王氏家族世系概略》中解释为敬直之“乳名”。
现今王家台仅存有在组长王秉惠家年一个小案，而且由于年久破旧彩色退色，字迹不全，幸得我于2005年照有彩色胶片尚能看到最上一行左侧呈阶梯排列共有代表五人，依次为王珪﹑王玉敬（敬直）﹑王焘﹑王遂，第五位只能看到莫糊的红色官服和三十七代字样，官职与姓名已看不清了。与其相对应位于右侧的是其穿诰服的夫人。
王珪像上的字已无法辨认，只是从著装（宰相）官服确定为王珪。
王敬直之右上有二世祖驸马讳玉敬之神主（因其右侧相对应穿诰服夫人之左上有‘太宗女南平公主李氏神主’字样可定为王敬直）。其所以被选，主要是其曾经是皇亲，受封（南城县男）。
王焘右上有“四十代祖讳焘徐州司马神主字样。
王遂右上有“三十代祖遂神主字样。
第五位只能看到“三十七代祖”字样，而其名字已无法辨认。
这里可以看到几个问题：
其一，由王敬直为二代祖，王珪便是王家台第一代祖无疑。
其二，为什么王焘以下却标出四十代，三十代，三十七代之字样呢？在考查方知，王氏在复制新案时（1928年），明清所制旧案已破烂不堪，无法辨认，当时依王正元为第一代孙为起点上推至王（谭或谱未定）为三十七代祖，王焘为四十代祖，而王遂由于字迹摸糊不清，只写了三十（应为三十九）代祖讳遂神主。
而在眉的王氏本应尊王顗（王珪之父）为第一代祖，但由于官位未达三品，故尊立王珪为眉王氏之一代祖。
八，关于王焘之墓。
在眉县王家台以东三公里祁家村北数百米祁家塬半塬，原有一座王氏无头古墓，据调查原墓冢底部直径约10米，高约8米，族人传说其墓为唐驸马王敬直之墓，并且绘声绘色传说此墓系驸马带兵打仗被敌方所杀，事后唐王朝为了表彰，特奖给金头厚葬。
这一传说有很多疑点。
其一，正史记载驸马王敬直因参与太子承乾案，被徙（流放）岭南，此后再无消息，公主已改嫁刘玄意，即是死后归葬亦不可能也不敢将墓修建得如此宏大（违制）。
其二，王敬直原是皇亲，史册从未记载其有带兵之说，更不可能有带兵打仗之事。
其三，至于金头之说。查丁子江《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与丧葬观》一文，在“全尸观”中谈到： “中国汉传统文化认为：人之身体发肤受之于天，也受之于父母，故不可损之丝毫。“尸首分离”是最凄惨的下场之一，故此很多历史事件中，常有使被杀者首身异处而辱其同党之举。在迷信传说中，一个生前尸骨肢体破碎的死者，其鬼魂也必然不得完整，因而得不到超度。这又与佛教之转世说有背，汉文化受佛教的影响很大，其丧葬观一样应该有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影子，但实际操行起来，又为人们灵活掌用。例如，在民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风俗，就是如果某死者因某种缘故尸身有了残缺，其家人必花钱请工匠用木、陶瓷或其他材料加以修补，目的就是全尸入葬。相传，在山东定陶有一个曹州府知府曹张娃很有学问，但却得罪了某神，因而为某神暗中作梗，使得皇上因误会而将他处死，以致尸身不全，后皇上知其冤情，又赐金胳膊、金腿以厚葬。此故事所以得以在民间流传，大概就是基于这种传统的丧葬观。”
至于此墓是不是金头，查无史载。
为此疑问，我们又经过多次考察，翻阅资料，2007年我们一行五人（扬志春﹑王兵琪﹑王智英﹑王秉惠和笔者）再次赴墓地考察时，从西边老君洞走来一位老人，高个，面容清叟，一问才知他叫王扶华（非王氏后裔），一生爱好文艺，曾是扶风县人民剧团名演员。在谈话中，首先询问原墓的具体地址，老人谈到墓址与这七枝老柿树是紧邻，原墓就在柿树东侧，很大，接问他是否知道这墓的主人，他说他从小就住在墓西边沟内（文革期间，学大寨时已经将墓冢和沟改为大寨田），那时人穷，自已打窑洞住，我小时经常来墓上玩，听老人说这墓主人是个清官，还会看病，名子叫王焘，是寿字下边加四点的焘。听说无头的原因是在一次战争中被敌方割去领赏，金头只是传说，而且正因为此说，2002年墓被盗，墓东南角的洞就是盗墓时留下的，崖下还有一个洞。
下一个问题就是王焘为什么能葬在眉县？
首先来学习两段文字记载：
1，《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云：“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邺郡太守王焘，被禄山移摄河间，焘俾椽吏李奂斩伪署河间长史杜暮睦，以河间众归于公。”
2，“尹子奇围河间，四十日不下，史思明引兵会之。颜真卿遣其将和琳将万二千人救河间，思明逆击擒之，遂陷河间，执李奂送洛阳杀之。”《资治通鉴•二百一十九卷》
这是公元755—756年（天宝十四—十五年）发生在河北省河间县的这一次战争，王焘当时就在河间任文官，必是城破后死于乱军之中（头被乱军割去请功）。
王焘死亡时正值安史之乱尚未平息，玄宗李隆基皇帝逃往成都。肃宗李亨即位于灵武城南楼，长安已被“安禄山┅┅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资治通鉴8226;二百一十八卷》。在这种情况下，王珪的后人早已避难眉县或其他地区。
由于当时王家台东侧已葬有鲁悉达﹑鲁广达之墓，所以将墓址定在祁家塬下，今祁家村的四十多户王氏，即是为王焘守墓的后裔。
九，关于铁沙帽。
关于铁沙帽经多方了解，或云有，或云曾见过，还传说在清代为铁沙帽与居住于扶风县后河王家台王氏打过官司，但总则今日已看不到，但历代对于有功之臣家属均有优厚的待遇，如宋代之丹书﹑铁卷，清代之皇帝提匾﹑牌等，据王珪之五十五代孙（此书尊王霸为第一代）王秉一（原省政厅于部，已故）在其所编《眉县王家台王氏家族世系概略》所说：“唐代朝廷曾赐给了王氏家族许多荣誉。有世袭生员一名，俗称铁沙帽，进县衙见知县可以不跪不拜，家中盖房也可以使用房脊﹑兽头，雕梁画栋┅┅。”否则即有‘逾制’之嫌”。
王焘因抗安禄山有功，唐朝廷累赠为工部尚书（正三品），太子少师（从二品）对于表彰有功之臣，鼓厉后人，与封赏很可能同时颁发有关证件（铁沙帽）。
十，关于两唐书。
旧唐书》后晋刘昫（音续）等编 ;《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所编。 现引一网民对新旧唐书的评价，觉得较为客观（原著作者待查）： “总而言之，《旧唐书》的史料来源问题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五代后晋史官在纂修这部唐史时，绝非仅仅限于唐代的国史、实录旧本，这是必须清楚的。应当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唐代国史，德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各帝实录，宣宗以前的有关“礼法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旧唐书》中提到的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都是后晋史官修史时的采摭对象。此外，不要忘记的就是《唐年补遗录》了。 ┅┅ 宋仁宗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因为《新唐书》的作者是宋仁宗庆历年间由宋祁、欧阳修所编著，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在《贾耽传》里记录了他所著作的《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等地理学上极为珍贵的资料，这是中外地理学家研究古地理学的难得的记录。 但《旧唐书》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出自乱世，又出自众手，成书迅速，因此不免有些粗率。有时转抄的痕迹也很明显，甚至一件公文，在纪和传里同时抄进，造成了不应有的芜杂。因为编史队伍的不稳定以及互不通气，竟至出现某些人物同时并列两传的情况，如《杨朝晟传》就同时列在卷一百二十二和卷一百四十四两处；《王求礼传》和《丘神绩传》也有类似情况。难怪北宋初年有人要否定，由宋、欧诸名家另写一部。但若由此把这部书全盘否定，甚至革出正史之列，也是不公平的。
其一，后晋时国家没有统一（仅有今河南，山东，山西，河北，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安徽北部），无法收集全国史料，更无法进行实际考查。
其二，后晋仅经历二帝十一年，加上其前朝后唐十四年共二十五年，天天处于战乱之中。
其三，《旧唐书》史料欠缺，只字未题焘﹑旭事。
其四，北宋建国后，国家统一﹑安宁，能够调集全国的资料和人才，并进行实际考察﹑讨论。
因此《新唐书》的史料较《旧唐书》更据可信度。
再则我想《新唐书》为什么将王焘的里籍只定为“世居眉”而不是“眉人”呢？。
十一，关于里籍之说
里籍又称籍贯，里指一个人的居住地，贯指一个人出生地，而籍指祖先的出生地，又指一个家庭对国家应负担的徭役。
据此看来古人言籍贯者，只问其生，而并不谈其葬。
据此分折王珪的出生地究竟是山东的乐陵，还是陕西眉县或万年已无从查找，其祖籍肯定是山西祁县。但他一生多坎坷，居住地肯定不止一处，长安只是为官居住地，而他的童年（据传王珪的母（王顗之妻）李氏是眉人）和一生中最困难（亡命南山十余年）的居住地均在眉县，王珪一生为官大部分时间是在长安，可以肯定有族人长期居住于眉县，所以宋代编辑《新唐书》时，在经过考察除王焘墓外，还有已住多代的王珪后裔和如：祖案﹑家庙等。《新唐书》用“世居眉”三字为王珪记于史册，应该是即符合事实又恰如其分的。
再则明代赵廷瑞等修纂的《陕西通志》时，亦称王珪为“眉人”或“世居眉”。他们不会没有读过《元和郡县图志》，不会不知道王珪墓在长安神禾塬上。
十二，谈谈迁徙
我国是一个历史攸久多民族的大国，五千年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北宋末年的士族大南迁，福建广东的客家族，明末清初之湖广填四川，还有传说中的山西大槐树，其原因不外战乱﹑灾荒，同时又都是历史的见证。即是民族的悲哀，又是民族的骄傲。再则古人在当时往往认为不成问题的问题，但由于时过境迁又需学者们提出了诸多的问号，又得考证﹑探讨一翻。我们在修复王焘墓时，发现填方夯土，为了证实，曾征求有关方面，未获同意。
到目前为止，虽有关传说有待落实，但万﹑高﹑张三位学者关于：“王珪之前，其家族并未曾居住渭水之滨的眉县”，“珪﹑焘终世与眉无无涉，其里籍不是眉县”，“暂定王焘的里籍为万年”之言可能有点武断。再则王焘不比李白，朱熹，除祁县外，至今还未出现第三者，眉县王家台王氏后裔没有必要如万氏所谈“纯为附会，以显该村王姓不无渊源”之说。(全文结束)
眉县新编《眉县志》主编杨志春当年（八十年代）考察王家台王氏祖案时所作的记录（原文刊登于“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王焘研究分会”2007年编《王焘与外台秘要方》一书中）。
⑴“王氏祠堂”旧址现有两处：老祠堂是一个破窑，在王忠科院内；新祠堂在王家台东头，是1924年从老祠堂迁来的，原有三间正殿，东西各有厢房三间，山门一座，1985年刘明德考察时仅有东侧正殿两间，西侧一间已倒塌，（当时照有黑白照片）。
⑵王氏家庙（祠堂）中并无塑像，而是挂着明清时代，请画工高手绘制、裱糊的“王氏祖案”，中间上端是曾祖王王圭和其夫人赵氏身穿官服、诰服的彩色画像，两侧连下阶为王敬直、王焘、王遂彩色官服、诰服像，以下各阶有多代子孙的男女像。该祖案比一页席大（约2.5×3米）。王家台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淡化了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当时各生产队大种棉花，就把这一大祖案改作晾晒棉花的“席”子，搞得祖案有无数小孔，且四边被磨擦损烂，其状凄然，幸被陕西中医学院到此考查的师生发现（1984年），经生产队长同意，如珍宝似地将这份“祖案”上王焘像剪下“请”回该学院医史博物馆。
⑶是在民国初年王家台王氏族人中有识之士，唯恐老祖案（即上述祖案）因年久质地变化保存寿命不长，又设法以原样复制了稍小的两份新祖案，后来一份被今居于眉县城南的王家庄王焘后裔，在某年正月初一赴王家台祭祖后“偷”走，为抢夺祖案，王家台、王家庄两支王姓子孙，在渭河滩上（眉县西门渡口亦即魏家堡渡口南滩）还打了一架。另一祖案，今保存在王家台村民组长、王焘后裔王秉惠家中。笔者曾几次见到过并抄录过文字。该祖案中有王焘夫妇官诰画像，以下分辈层记着王焘长子大理寺少卿王遂和多代子孙聚禄、聚升、聚库、聚步、聚志，旺、监、寿、忠、孝、礼、信、连、桂、林、福、同举，彦平、彦德、彦和、彦文、彦秀、彦清、彦武、彦盛、彦兴、彦金、彦顺、彦寿、彦国、彦兵、彦银、彦怀、彦成、彦花、彦芳、彦才，崇、贵、玉、义、贺、根庆、九福、省、中、丑和、应、瑞、丑丑，正元、清元、清芳、清修，纲、珍、德、奇、号、乔、月、友、登、智、奎、云、惠、钧、俞，九成、天才、银夫、万成等以及他们的妻子姓氏。
最近我将2005年的照片放大，用放大镜看到在王敬直右上角有莫糊不清之“二世祖驸马玉敬之神位”字样。
七，关于王焘是王敬直之子还是王珪之曾孙问题
据杨志春同志撰文载：“王家台现存已成两半截的石碑，这是1939年德亮、德明，德新兄弟三人，为其父王正元和母张儒人立的并葬墓碑。碑文的开头记述道：“公世居渭北王家台，系唐尚书王珪四十三世苗裔也”。按此推断，今天居住在王家台的四代人，就是王珪第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代后裔。”
现存的祖案是1928年重修王氏宗祠时复制的，以此上推王珪应是王正元之四十三代祖，而王焘在祖案中明确记为四十代祖，王焘应是王珪之曾孙无疑，但在王珪与王焘之间只有王敬直一人，为什么没有王焘的父辈王茂时呢？
据《资治通鉴•一百九十五卷》载：“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永宁懿公王珪薨。珪性宽裕，自奉养甚薄。于令，三品已上皆立家庙，珪通贵已久，独祭于寝。为法司所劾，上不问，命有司为之立庙以愧之。”
唐制规定：凡官员三品以上方可立家庙。而祖案上第一排所列人员必须是三品以上的王氏官员。
据王氏后裔王秉惠回忆，先祖曾传有遗言，王氏后人有做官（突出贡献者），在祖案之位值可以提前。
据此王珪以下只有王敬直﹑王焘﹑王遂，而四十一代祖王茂时，三十八代祖王师正辈均因官位未达三品而未于登录。
王家台王氏后人自唐以后并无为官之人，至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族人王德明（朗轩）在靖国军任营长，商同族中兄弟在村子西边重修了王氏宗祠，同时复绘制了祖案（原案已破旧无法辨认），故有二世祖驸马之字样，至于“玉敬”之名，王秉一在其所编《眉县王家台王氏家族世系概略》中解释为敬直之“乳名”。
现今王家台仅存有在组长王秉惠家年一个小案，而且由于年久破旧彩色退色，字迹不全，幸得我于2005年照有彩色胶片尚能看到最上一行左侧呈阶梯排列共有代表五人，依次为王珪﹑王玉敬（敬直）﹑王焘﹑王遂，第五位只能看到莫糊的红色官服和三十七代字样，官职与姓名已看不清了。与其相对应位于右侧的是其穿诰服的夫人。
王珪像上的字已无法辨认，只是从著装（宰相）官服确定为王珪。
王敬直之右上有二世祖驸马讳玉敬之神主（因其右侧相对应穿诰服夫人之左上有‘太宗女南平公主李氏神主’字样可定为王敬直）。其所以被选，主要是其曾经是皇亲，受封（南城县男）。
王焘右上有“四十代祖讳焘徐州司马神主字样。
王遂右上有“三十代祖遂神主字样。
第五位只能看到“三十七代祖”字样，而其名字已无法辨认。
这里可以看到几个问题：
其一，由王敬直为二代祖，王珪便是王家台第一代祖无疑。
其二，为什么王焘以下却标出四十代，三十代，三十七代之字样呢？在考查方知，王氏在复制新案时（1928年），明清所制旧案已破烂不堪，无法辨认，当时依王正元为第一代孙为起点上推至王（谭或谱未定）为三十七代祖，王焘为四十代祖，而王遂由于字迹摸糊不清，只写了三十（应为三十九）代祖讳遂神主。
而在眉的王氏本应尊王顗（王珪之父）为第一代祖，但由于官位未达三品，故尊立王珪为眉王氏之一代祖。
八，关于王焘之墓。
在眉县王家台以东三公里祁家村北数百米祁家塬半塬，原有一座王氏无头古墓，据调查原墓冢底部直径约10米，高约8米，族人传说其墓为唐驸马王敬直之墓，并且绘声绘色传说此墓系驸马带兵打仗被敌方所杀，事后唐王朝为了表彰，特奖给金头厚葬。
这一传说有很多疑点。
其一，正史记载驸马王敬直因参与太子承乾案，被徙（流放）岭南，此后再无消息，公主已改嫁刘玄意，即是死后归葬亦不可能也不敢将墓修建得如此宏大（违制）。
其二，王敬直原是皇亲，史册从未记载其有带兵之说，更不可能有带兵打仗之事。
其三，至于金头之说。查丁子江《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与丧葬观》一文，在“全尸观”中谈到： “中国汉传统文化认为：人之身体发肤受之于天，也受之于父母，故不可损之丝毫。“尸首分离”是最凄惨的下场之一，故此很多历史事件中，常有使被杀者首身异处而辱其同党之举。在迷信传说中，一个生前尸骨肢体破碎的死者，其鬼魂也必然不得完整，因而得不到超度。这又与佛教之转世说有背，汉文化受佛教的影响很大，其丧葬观一样应该有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影子，但实际操行起来，又为人们灵活掌用。例如，在民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风俗，就是如果某死者因某种缘故尸身有了残缺，其家人必花钱请工匠用木、陶瓷或其他材料加以修补，目的就是全尸入葬。相传，在山东定陶有一个曹州府知府曹张娃很有学问，但却得罪了某神，因而为某神暗中作梗，使得皇上因误会而将他处死，以致尸身不全，后皇上知其冤情，又赐金胳膊、金腿以厚葬。此故事所以得以在民间流传，大概就是基于这种传统的丧葬观。”
至于此墓是不是金头，查无史载。
为此疑问，我们又经过多次考察，翻阅资料，2007年我们一行五人（扬志春﹑王兵琪﹑王智英﹑王秉惠和笔者）再次赴墓地考察时，从西边老君洞走来一位老人，高个，面容清叟，一问才知他叫王扶华（非王氏后裔），一生爱好文艺，曾是扶风县人民剧团名演员。在谈话中，首先询问原墓的具体地址，老人谈到墓址与这七枝老柿树是紧邻，原墓就在柿树东侧，很大，接问他是否知道这墓的主人，他说他从小就住在墓西边沟内（文革期间，学大寨时已经将墓冢和沟改为大寨田），那时人穷，自已打窑洞住，我小时经常来墓上玩，听老人说这墓主人是个清官，还会看病，名子叫王焘，是寿字下边加四点的焘。听说无头的原因是在一次战争中被敌方割去领赏，金头只是传说，而且正因为此说，2002年墓被盗，墓东南角的洞就是盗墓时留下的，崖下还有一个洞。
下一个问题就是王焘为什么能葬在眉县？
首先来学习两段文字记载：
1，《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云：“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邺郡太守王焘，被禄山移摄河间，焘俾椽吏李奂斩伪署河间长史杜暮睦，以河间众归于公。”
2，“尹子奇围河间，四十日不下，史思明引兵会之。颜真卿遣其将和琳将万二千人救河间，思明逆击擒之，遂陷河间，执李奂送洛阳杀之。”《资治通鉴•二百一十九卷》
这是公元755—756年（天宝十四—十五年）发生在河北省河间县的这一次战争，王焘当时就在河间任文官，必是城破后死于乱军之中（头被乱军割去请功）。
王焘死亡时正值安史之乱尚未平息，玄宗李隆基皇帝逃往成都。肃宗李亨即位于灵武城南楼，长安已被“安禄山┅┅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资治通鉴8226;二百一十八卷》。在这种情况下，王珪的后人早已避难眉县或其他地区。
由于当时王家台东侧已葬有鲁悉达﹑鲁广达之墓，所以将墓址定在祁家塬下，今祁家村的四十多户王氏，即是为王焘守墓的后裔。
九，关于铁沙帽。
关于铁沙帽经多方了解，或云有，或云曾见过，还传说在清代为铁沙帽与居住于扶风县后河王家台王氏打过官司，但总则今日已看不到，但历代对于有功之臣家属均有优厚的待遇，如宋代之丹书﹑铁卷，清代之皇帝提匾﹑牌等，据王珪之五十五代孙（此书尊王霸为第一代）王秉一（原省政厅于部，已故）在其所编《眉县王家台王氏家族世系概略》所说：“唐代朝廷曾赐给了王氏家族许多荣誉。有世袭生员一名，俗称铁沙帽，进县衙见知县可以不跪不拜，家中盖房也可以使用房脊﹑兽头，雕梁画栋┅┅。”否则即有‘逾制’之嫌”。
王焘因抗安禄山有功，唐朝廷累赠为工部尚书（正三品），太子少师（从二品）对于表彰有功之臣，鼓厉后人，与封赏很可能同时颁发有关证件（铁沙帽）。
十，关于两唐书。
旧唐书》后晋刘昫（音续）等编 ;《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所编。 现引一网民对新旧唐书的评价，觉得较为客观（原著作者待查）： “总而言之，《旧唐书》的史料来源问题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五代后晋史官在纂修这部唐史时，绝非仅仅限于唐代的国史、实录旧本，这是必须清楚的。应当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唐代国史，德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各帝实录，宣宗以前的有关“礼法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旧唐书》中提到的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都是后晋史官修史时的采摭对象。此外，不要忘记的就是《唐年补遗录》了。 ┅┅ 宋仁宗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因为《新唐书》的作者是宋仁宗庆历年间由宋祁、欧阳修所编著，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在《贾耽传》里记录了他所著作的《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等地理学上极为珍贵的资料，这是中外地理学家研究古地理学的难得的记录。 但《旧唐书》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出自乱世，又出自众手，成书迅速，因此不免有些粗率。有时转抄的痕迹也很明显，甚至一件公文，在纪和传里同时抄进，造成了不应有的芜杂。因为编史队伍的不稳定以及互不通气，竟至出现某些人物同时并列两传的情况，如《杨朝晟传》就同时列在卷一百二十二和卷一百四十四两处；《王求礼传》和《丘神绩传》也有类似情况。难怪北宋初年有人要否定，由宋、欧诸名家另写一部。但若由此把这部书全盘否定，甚至革出正史之列，也是不公平的。
其一，后晋时国家没有统一（仅有今河南，山东，山西，河北，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安徽北部），无法收集全国史料，更无法进行实际考查。
其二，后晋仅经历二帝十一年，加上其前朝后唐十四年共二十五年，天天处于战乱之中。
其三，《旧唐书》史料欠缺，只字未题焘﹑旭事。
其四，北宋建国后，国家统一﹑安宁，能够调集全国的资料和人才，并进行实际考察﹑讨论。
因此《新唐书》的史料较《旧唐书》更据可信度。
再则我想《新唐书》为什么将王焘的里籍只定为“世居眉”而不是“眉人”呢？。
十一，关于里籍之说
里籍又称籍贯，里指一个人的居住地，贯指一个人出生地，而籍指祖先的出生地，又指一个家庭对国家应负担的徭役。
据此看来古人言籍贯者，只问其生，而并不谈其葬。
据此分折王珪的出生地究竟是山东的乐陵，还是陕西眉县或万年已无从查找，其祖籍肯定是山西祁县。但他一生多坎坷，居住地肯定不止一处，长安只是为官居住地，而他的童年（据传王珪的母（王顗之妻）李氏是眉人）和一生中最困难（亡命南山十余年）的居住地均在眉县，王珪一生为官大部分时间是在长安，可以肯定有族人长期居住于眉县，所以宋代编辑《新唐书》时，在经过考察除王焘墓外，还有已住多代的王珪后裔和如：祖案﹑家庙等。《新唐书》用“世居眉”三字为王珪记于史册，应该是即符合事实又恰如其分的。
再则明代赵廷瑞等修纂的《陕西通志》时，亦称王珪为“眉人”或“世居眉”。他们不会没有读过《元和郡县图志》，不会不知道王珪墓在长安神禾塬上。
十二，谈谈迁徙
我国是一个历史攸久多民族的大国，五千年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北宋末年的士族大南迁，福建广东的客家族，明末清初之湖广填四川，还有传说中的山西大槐树，其原因不外战乱﹑灾荒，同时又都是历史的见证。即是民族的悲哀，又是民族的骄傲。再则古人在当时往往认为不成问题的问题，但由于时过境迁又需学者们提出了诸多的问号，又得考证﹑探讨一翻。我们在修复王焘墓时，发现填方夯土，为了证实，曾征求有关方面，未获同意。
到目前为止，虽有关传说有待落实，但万﹑高﹑张三位学者关于：“王珪之前，其家族并未曾居住渭水之滨的眉县”，“珪﹑焘终世与眉无无涉，其里籍不是眉县”，“暂定王焘的里籍为万年”之言可能有点武断。再则王焘不比李白，朱熹，除祁县外，至今还未出现第三者，眉县王家台王氏后裔没有必要如万氏所谈“纯为附会，以显该村王姓不无渊源”之说。(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