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焘及其《外台秘要》的评价，自宋孙兆以来，后经明、清以至当今，先贤高士、专家学者多有论述，各陈自见，褒贬不一，至今仍难定论，确系吾人无词以述其要也。
    然而，大都以为王焘独具匠心，以惊人的毅力和超人的睿智对唐中期以前的医学著作进行了一番“并味精英，铃其要妙”，“捐众贤之砂砾，掇群才之翠羽”的创造性劳动，著成了千古不朽的巨作《外台秘要》，集医方之大成，论病源之理奥，其功莫大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间有论说王焘及《外台》之贡献者其文百篇有余，各抒己见，亦够纷纷扬扬矣。这里仅就近年来几位专家的主要观点略作综述，浅要说一下，王焘对中国医学的重大贡献这个话题，供同道研究。
    一、集古代方药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医学体系。王焘生活在唐高宗总章三年至唐玄宗天保十四载(670—755年)唐朝殷富的时代，“主上尊贤重道，养寿祈年”政治环境和他主持弘文馆的有利条件，凭着他对医学的酷爱，汇集古代方药专著，采取“删重去芜，保留精华”的方法，消除“递相矛盾”之弊，取舍之间闪耀着其价值观和医学观。
    人类科学史表明，任何科学的建立，都是以文献史料为载体进行大量的、艰苦的、细致的研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学说的。果然，文献学是一门学科，但从未有为文献而文献的研究成果。如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吸收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而创立的一样，王焘集其以前(包括孙思邈《千金方》)的方药研究成果，进行了一番艰辛地再创造，提出了自己的医学主张。故《外台》不仅是一部方药汇编，而更重要的是“惠及区宇，赞天地之生育，正万物之性命，使岁无疵疠，人不夭横，熙熙乐于圣造”的医学巨著。是王焘用心血铸成一部高质量的医学经典。《外台》成书是王焘在1257年前的八世纪的盛唐时代向太空发射的一颗耀目辉煌的医学卫星，智慧卫星！是值得眉县人、宝鸡人、陕西人乃至全国人民，中华儿女骄傲的大事。
    二、《外台秘要》选方宏丰，内容全面，归属得当，开创了医学思维的新天地。《外台》引录了自东汉张仲景“伤寒”以来69家方书，2800余条，是《千金》方数的2．6倍，其中1200条则是《外台》新贡献。从编纂的角度看，除传染病外，将内科、外科、妇人、小儿、五官、瘿病、卒死、乳石等病，且把面脂、头膏等美容及衣香、澡豆防腐保健乃至虫兽伤人、六畜疾病都收录列门，记述大大超过了前代方书范围。治病之法，除方药外，针灸、食疗、按摩、导引、气功、祝由符咒无所不有，“不愧尽心焉”，其门类编排、病种分类归属科学，井然有序，思维空间博大精深，对后世医家临证诊治思想路子大有启智开慧之功。
    三、坚持“方论结合”的原则，纠正了巢氏《诸病源候论》有病无方的缺陷，突破了六经辨证的模式，提出了“精究病源，深探方论”的主张，确立了“病的方矢”的治病方向，令后世医家临证时知病源之所在，寻方药之理论，定治疗之法则，始终遵循一条科学思维路径，而不致偏离其道。《外台》一书按疾病性质分类，先述病因病机，疾病的特证，根据不同的标准，确定处方用药，点明服用注意事宜，慎重周密，且标明出处，十分谨严。对后世研究和治疗疾病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和指导意义。
    四、高瞻远瞩，从大卫生的视角认识疾病，极其重视影响人类生命的流行病、传染病，开创了中国医学史上重视传染病的先河。《外台》列伤寒、天行、黄疸、霍乱4种病64门，从《内经》到《千金》引经据典，以各种病的机理、治则、方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把伤寒与温病并列起来研究，不仅继承发展了张仲景伤寒学说，而且开创了传染病防治的新时代。其功绩被千年来的历史所证实，尤其近年来的非典为代表的新的传染不断发生的时代，其意义更加彰显。
    五、王焘的“孝亲”思想“自家刑国，由近及远”不仅为其行孝学医奠定了认识医道的基础，而且把它提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医学理论的高度，也属首创。《新唐书·王珪传》称王焘“性至孝，为徐州司马。母有疾，弥年不废带，视恕汤剂。数从高医游。遂穷究其术”著《外台》。他认为“不明医术者不得为孝子”又以慈善之心推己及人，不仅躬亲力行，而且广施仁爱于万民，故当其“以婚姻之故，贬守房陵，量移大宁郡，冒犯蒸暑，染痔婴痢十有六七，不可问天，生命契阔，赖有经方仅存者，神效妙用，固难称还”。大难之时，立志发奋刊削，且能起举一反三推而广大的作用，实践普及医学知识之义举。这样他把中华民族传统礼仪中的孝道升华为爱民救民的崇高道德境界，亦为医学的社会功能提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其功莫大焉。
    六、《外台》在病因学说上既注意外因又强调了内因致病在临床的实际应用。在编录伤寒脚气等病中，多处注意劳复(劳神劳力)、食复、阴阳易、失语、房室等内因致病的道理。《伤寒劳复、食复方二十五方》一节，选用了“栀子汤方”、“大青汤方”、“鼠屎汤方”、“白芷散方”共二十四首，任人选用。风病之因，《千金》及其他以前多认为是外来风邪所致，《外台》引《徐仁则疗风方七首》称此等诸风、形候虽别，寻其源也，俱失养生，本气既羸，偏有所损，或以男女，或以饮食，或以思虑，或以劳役，既极于事，能无败乎?”这说明了此类病因皆可以人的意志控制。他在回答客问：“禀生受形，咸有定分，药石其如命何?”时，严正指出“夫喜怒不节，饥饱失常，嗜欲攻中，寒温伤外，如此之病岂由天乎”……抓住了医学的本质，即是决不向命运低头，不向疾病伏首的大无畏气概，揭示了一位医学家应有的价值观和科学的方法论，为后世树起了为医治病的楷模。
    七、《外台》重视人们的心理调适和养生之法。增进心理治疗，护理及围产期保护，把妇科病治疗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编写《外台》时，王焘把啬神、养和、沐老、补病者“所能见闻而又有价值者”，皆“采而录之”，是“古所未有，今并缮缉，而能事毕矣”。《外台》在引用了《素女经》四季补益方七首之后，又从《养生导引法》中摘出了十三则具体方法。卷三十七“饮酒发热诸侯将息补饵法一十条”中指出，在病人调整过程中“应常令对偶安慰之，以美言相悦，悔不可以恶事惊之”，整部《外台》都体现了养生理论和情志调养。
    《外台》卷三十三、三十四，专设妇人科85门，共录508首方，较《千金》增加118首。病种和治法大有增广。如妇人求子，妊娠、难产、产后列病85种。记叙难产致死的病因时，王焘分析“由于一般妇人怯弱，临产惊怖蓄结，生活不合，和气一乱，痛切为甚”旁人采取“力腹、冷水洗面、强推”等错误助产方法，使之出现“儿便暴出，蓄聚之气，一时奔下不止，便致绝运”的恶果，指出要注意产妇的自然产程，产前产后“皆不得令死丧、污秽之家人来视产妇，以防伤害母婴……” 围产期心理、生理保护的生动描叙。《崔氏年立成图法》、《推日游法》、
    《安置产妇法》等易学及祝由符咒等法则的引录，亦有心理治疗与护理的积极意义。
    八、独列眼科病24门为一卷，创眼科治疗的先例，而且吸收外域医学成果，传承了金针拔障术的史料，亦属一大突破，《外台》卷二十一眼疾，首先引用了陇上谢道人撰《天竺经》论眼序，认为“乾坤之道，唯人为贵，在身所重，唯眼为宝“，认为眼为六神之主，强调了疗眼病的重要性。王焘把眼病分为20种，选录了146首方，为《千金》方数2倍，从分析眼病机理到各种内、外眼病的治疗方药，分叙别录，统治则与治法为一体，构建了眼病理法方药完整的系统，较《千金》置眼(目)病于七窍病之下，高出一筹。尤其是《外台》还记载了倒睫与白内障金篱术。文中称：“若同时病后得眼生白障者，此名翳散，若因病后生肉者，此为肤障也。此是风热所作，宜汤丸，钩割除之”。一千二百年前能使之传承而至今用于临床，实谓一大功绩也。
    九、医药分庭，初步确立了药物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千金》辑录了大量药物，但其编排体例、组章思路乃未走出医药一体的圈子，药物分类基本沿用了陶弘景氏体例，而《外台》则别开生面，在三十卷独设药物21门，专笔记叙与疾病截然分开。药物的制型，以丸、散、膏、煎、酒分类，详方论，载药理，初步孕育着中药学的雏形，为后世药物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如常山治疟等个别特效药物的认识上有较大的进步。
    十、《外台》在美容、治腰痛等其他病种病例方面的独到见解和治法心裁亦不胜枚举，不必赘述。
    至于《外台》不录针法一节，王焘本意是见于自古针法奥妙，不易掌握，唯恐后学失误而致差错之事，为慎重起见，未列专卷详载。但在全书的记叙中仍把针法用于临床。如华佗治伤寒、妇科治难产“八癜”病中就有六癜用(长)针，并非不用针法。故指责王焘“只要灸法，不要针法”，实属偏见。
    总之，王焘及其《外台》的卓越贡献，不仅在于其文献价值，而冠以“医学文献大师”之名竟能涵概。更为重要的是王焘以高屋建翎的气魄和惊人的智慧启导后学确立从宏观的视野认识疾病，又从微观入手治疗疾病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医学发展方向，开创了医学理论的新时代。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理论医学家，称其为文献医学祖师亦或曰哲医祖师、医魁不为过分。
    综上所述，大量的史料和事实，充分证明指责王焘“其人非专家之学，故无审择，以为指归”的说法是不好立足的。只要我们勇于走出“徐灵胎老调子”，运用系统系，比较法等科学的思维方法，深入研究王焘及其《外台》，就一定能“更上一层楼”，更为合理、公正、准确的评价王焘其人其作，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作者简介：郝怀斌，高级讲师，现任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理事，王焘研究分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