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类学”的问世，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洲大陆，但她的学术思想渊薮和根苗胚芽，却大都是在千百年的传统医学（主要是民族民间医药学）各大体系的流变中氤氲生成的，并且与传统医药一直在深度和广度上保持着文化关联与学术互渗，她们之间交相辉映，协同发展，以至于现今，并将对未来医药卫生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东西南北中各地区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她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本土传统医学，现在已传播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迄今仍为人类的医药卫生保健事业发挥着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在多年的医药研究实践中，我们逐渐地认识到，中医药学与“当代人类学”更是有着一种穿越时空的密切关系，遂引起了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极大志趣。
    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科学的春天也把“医学人类学”带进了国门，“医学人类学”由此再度被学人所重视，因而使得我们有幸较早地接受了“医学人类学”这一新学，并结合医教研等工作，使“医学人类学”为我们所用，主要的是用在对中医药学和少数民族医药学的研究方面，逐渐地发挥了她的学术优势。尽管“医学人类学”在那个时期还处在发展之中，甚至“医学人类学”的内涵和外延当时还比较模糊，对于该学科的界定，见仁见智，甚至使人莫衷一是。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医学人类学”作为一门边缘交叉的新学科，却在学术界彰显着她独特的生机与活力，在医药卫生文化领域，以及人体科学与环境科学等方面，发挥着她不可或缺的作用，并催化和孵化着一些分支学科。
    我们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也一点一点发现了这个自海外舶来的“医学人类学”，其本身带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和不甚符合我国国情的诸多问题，且“拿来主义”传习者往往多能依样画葫芦，或人云亦云，因而不能很好地发展该学科应有的学术指导作用和实际应用功能。于是我们就以中国传统医药学和中华民族的体质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环境科学作为切入的突破口，试图对医学人类学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研究并汲取了国外其它各系的传统医学、现代医药卫生学、结合医学的学理与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在“医学人类学”的学术重构、理论创新、文化创意等方面，做了以下基础性的实践与力所能及的探索：
    1．对“医学人类学”这一舶来的新学做了本土化的学术重构和创新创意。首先是命名，结合中国医药卫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我们把“医药人类学”、“健康人类学”、“卫生人类学”等不同称谓的“医学人类学”，统一在“医药卫生人类学”的范畴之中。药毕竟是医疗保健的重要武器，虽然曾包容在医中，但近些年来人们主张将药学单列，而卫生虽然可以单列，但却时常被涵盖于医学之中，所以三者的关系往往有分有合，每每难分难舍，故用“医药卫生人类学”来重构该学科是比较合适的。“医药卫生人类学”是医药卫生学与人类学的一种交叉学科，既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也是医药卫生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们将她界定为：“医药卫生人类学是研究人与医药卫生文化及其环境的一门学问及学科。”我们既重视她有关医药卫生的自然科学属性，又不忽视她的人文社科属性的一面。反思医史，慎终追远。当在中医药学形成并横空出世的时候，她除过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与相对完善之外，还采借了天、地、生、数、理、化、体、音、美等边缘交叉的多学科知识，来充实和壮大自己的学术体系。所以说中医药学本身不纯属自然科学，她研究的人是血肉有情之躯而不是机器人，她治疗的不仅仅是病，而更注重于救治社会中有身心伤病的人。依此目之，中国民族医药学本身就具有非常鲜明的“医药卫生人类学”特质。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研究中医药学、中国各少数民族医药学、中国民间医药学（含草药医学），甚至国外传统医学的过程中，曾发表过《武之望人体发生学思想初探》、《<黄帝内经>中的人学思想》、《中国传统医学及其系谱初探》、《世界传统医学史的系谱研究》等。还先后主编并出版了《中外医药保健民俗述略》、《情志疗法》、《世界传统医学养生保健学》、《生命的圣火——宗教与医学纵横谭》、《有毒中草药的安全使用》等医学专著。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渐深入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一发而不能停止。遂参鉴并研究了国内外有关“医学人类学”的成果与相关信息，结合中医药学的实际，而探索这一系列令人锲而难舍的学术问题。二00四年九月，郑怀林研究员申请成立了省内唯一的医学人类学研究所，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学者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和田野考察。在组织机构、人员团体、研究方向等方面，初步地奠定了中国式的或曰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医药卫生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体系及学科建设平台。构建的中国式的“医学人类学”即“医药卫生人类学”，这比国外的医学人类学在涵盖面上宽泛，在内部的学术理论结构上更全面系统。医药卫生人类学作为医学、药学、卫生学与人类学交叉形成的一门新学科，是一片大有希望的学术田苑。用这样的理念去思考问题，海阔天空，一览无遗；用这样的视觉审视一切，已往许多扑朔迷离的事象则清晰可见。用这样的方式方法处理问题，其效果也比较好。通过学术交流、思想沟通、科普宣传，各地的同道们也多了起来。
    2．构建“中医人类学”。对于我们的这一学术信息，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关书刊就有过报道。中医人类学是运用医药卫生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医药学和中国少数民族医药学的一个分支新学科。她既要研究体质学（含气质学、藏象学、经络学、腧穴学、病因学、病机学、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等）和医学学，又要研究医药学，还要研究与前三者相关的学问及环境诸问题。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临床研究、实验研究、文献信息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田野考察、数字化处理等。这比已往的研究方法有许多的创新性取向。我们在《陕西中医药》上发表过《中医人类学构建》、《医药卫生人类学视野语境中的“岐黄”文化》等学术文章。并进一步把这一学术思想贯穿到养生保健学、草药医学、少数民族医药文化的研究中去。
    中医药学中蕴藏着极为在丰富的医药卫生人类学资源。她的构建对中医药在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及“申遗”等，有其实用价值与指导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已完成了省中管局的“中医人类学构建研究”课题，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和出版了一些专著。
    3．创建医史人类学。曾有课题支撑医史人类学研究。这也是在长期的医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中逐渐形成的。中外医史界至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对什么是“医史”、“医学史”、“医史学”的界定比较含混，医史学科的理论研究滞后，深层的一些基本问题甚至尚未理清，或有理论上的缺失，或有学术思路与视野方面的诸多局限。我们研究认为：“医史”概为“医史科学”的简称、泛称或缩略语。“医”指的是“医药”（midecine），还应包括“卫生学”在内。“史”是进行时态，涉及到过去现在和将来，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正是在这一点上，经典作家曾认为历史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也完全适用于对医史的科学评价与诠释。我们经过研究认定，医史科学的主体和推动力都是人。医史科学已往有重诊疗摄护技术而轻人文艺术的某些倾向，如能从医药卫生人类学的广度、哲学的高度与历史学的角度，对人与医药卫生文化及其时空环境来观察研究，将更符合该学科的科学发展。我们暂且把医史人类学分类为三个子系统，即“医学志”：是从横的方面来描述、辑录和编纂医药卫生史事的一种载体科学；“医学史”：是从纵的方向来论述或编述医学的发展过程，以探讨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医史学”：是研究医史科学的学问，她是衡量医史科学及其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医史学”的研究构建方面，我们作了大量的工作，使得“医史学”在其学术构架上包括医史学史、医学起源论、史源学、医史分期理论、史料学、医药文献学、医药民俗学、医药考古学、医药文博学、医史人才学、辨伪学、考据学、史体学、史志编纂学等，不像过去那样只是个概念甚或概念的倒错。而现在的“医史学”，其横向的史料、史论、史学，纵向的“医药史诗”、“医药史志”、“医药史学”，血然有序地形成了一个学术座标定位，并通过“田野考察”的方式方法，为原生态医药的挖掘整理，医药古史的探究，一些医史难题的攻关，医药卫生工作经验与教训的总结，甚至有可能为医药卫生发展战略的确定，甚至有关医药卫生政策法规的制定等，提供理论思维、史料支撑、研究方法等科学依据。又如我们发现“回医”、“太白草药医学”、探寻到“岐黄”文化在前文献时期的传承轨迹，三定(“文化圈定”、“史地考定”、“族源认证”)中华医祖岐伯籍里，皆得医史界权威专家的肯定。对“岐黄”文化发祥的圣地——河南新密的医史探寻发现，也都得力于医史人类学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新密市现已投资数亿元来搞“岐黄”文化工程，这是我们从事医史研究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事效应。
    4．在批判医药卫生人类学领域中的实践。数千年来医药卫生学所积累下来的经验与教训，对当代人来说其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资源和知本财富。可是，对此既不可全盘接受，又不能全部扬弃，需要汲其精华，剔除糟粕，批判地继承。囫囵吞枣式的整体接受，势必造成食而不化；全部扬弃前人和别人的经验，就好象是把刚洗完澡的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出去的蠢事别无二致。“文化积淀丰厚”其本身就有二律背反的特点，起正作用的是科学与文明，而副作用的则是负担和堕性，甚至是劣根性。只有吐故纳新，新陈代谢，才是生生不息 的永恒法则。而今医药卫生领域中不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事件，一些不科学的医药卫生民俗等，这也正是批判医学人类学所要研究和严肃对待的，如医托、医闹、收受红包、药品回扣、学术造假、医德医风不正、非法行医、黑诊所、假药、告别中医论、有害气功等，甚至“邪教”对医药卫生学和从医人员的侵扰等，也需要医药卫生人类学工作者参与研究并发挥作用的，首先使得医务人员、卫管人员和广大患者、人民群众能分清是与非、对与错、利与害等界限，以保护医务人员和广大群众各自的合法权利，这对保证医药卫生事业及其学术发展是很必要的，对营造良好的医药卫生文化氛围大有裨益。批判医药人类学的应用，除了对历史文化的批判继承，反对泥古不化、或民族虚无主义、崇洋迷外思想之外。更关注医界的现实，批判不良倾向和错误的东西，从而牢固地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谐哲学，同时为医药卫生科技文化的科学发展，发挥其良导向作用，并保驾护航。在医药卫生艺文中，也体现现实批判主义思想，弘扬真善美，批判假丑恶。
    5．实施医药卫生人类学知识工程。医药卫生学从荒远的古代走来，她历经了数千年的传统砺炼，几百年的科学洗礼，近百年的会通结合。在人文活动中，医药卫生文化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当代医药卫生知识量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在成倍猛增，卫生数据之浩淼量如海洋，确实使人大有望洋兴叹之慨。在知识经济时代知本在增值，在信息时代信息在爆炸，只有数字化才能使我们在医药卫生学的海洋中掌控局面，在千变万化的行程中乘风破浪而不迷航。
我们在以上四项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启动了医药卫生人类学知识工程。该“知识工程”是以医药卫生人类知识为对象，以“专家系统”为其知识工程的主体，包括：
    ① 医药卫生的“知识库”；
    ②“推理系统”；
    ③“知识输入系统”；
    ④“知识管理系统”。
    在推进“医药卫生人类学知识工程”的实践中，我们曾发表了关
于从医药卫生人类学视野语境中探讨养生保健、医院文化建设、医药卫生文化发生学研究等论文；申请到了有关医药卫生学的课题；呈报了《中医医史知识系统及其应用研发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建言筹建《陕西省中医药数字化博物馆》的策划等。由于我们创建的医人类学知识工程已实现了一些基本的硬件设施，更主要的是依靠我们的人气和智力而实现了软件科学系统设计并调试，把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浑然集合于一体。不太多地受时间与空间和资金的严重制约，所以蕴含着无限的辐集合力和无穷的辐射张力，如能与某一实体和实业结合，将会产生巨大的良好的效应，这也是医药卫生科技创 新与文化创意大平台上的一把高效多能的利器和在海量信息仓库中快捷搜寻的智能“引得”。
    医药卫生人类学知识将对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是很必要的，而借助于医药卫生人类学的知识构架和现代数字化手段，既是当今医药卫生工作者的明智选择，也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迫切要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的改进，往往是飞跃的先导，有其现实意义和应用前景。
    本项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率先在医药卫生人类学领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和学科优势，但目前还在继续研发之中。为使医药卫生人类学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同时也使得这一学科和研究队伍发展壮大起来，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在医学人类学研究所这一科研实体的基础上，又成立了陕西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医药卫生人类学研究分会这一群团学术组织。
    医药卫生人类学是新兴学科。成立“医药卫生人类学研究分会”，在中国乃至海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既是新事物，也是省内外的新学会，尚需自强不息。
    众人拾柴火焰高。医药卫生人类学学科和学会的工作与发展，更离不开各界同仁的大力扶持。医药卫生人类学毕竟是为人类服务的，它也是属于人类的。（郑怀林，研究员、主任医师，现任陕西省中医药研究会医药卫生人类学研究分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