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以汉—唐医学家的学术思想为侧证
           高少才（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710003）

    [摘要]：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自秦汉一统以后始终处于中线，释家思想处于外线，道家学术则处于内线，内线与外线在中线的融摄下交相辉映地展现了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无穷无尽的魅力。其中，医学领域的表现更为突出。本文试以汉唐医学的发展为轨迹，以风格独特的医学家为载体，不仅透视出了中国文化的海涵地负、博大精深的一面，而且还再现了中国文化作为究“天人之际”的生命境界，其产生与发展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研究这一课题的主要意义是为当前多元文化影响下国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天人和谐，医学视野，文化融摄

（续上期）
    2.2天人关系的变迁    在没有认清未知事物的结构之前决不能轻易否认它的功能的存在。这是我们治学所应持的基本态度。 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作为核心内容的儒学在其演进更新过程中始终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服务于其“经世济民”的社会主张。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儒墨并称“显学”，道家是隐士之学，法家是政客之学。秦国采用法家的主张，兼并六国，统一华夏。秦朝二世即亡，证明法家学说虽可速成但不适宜维持长治久安的局面。汉初“与民休息”，推崇道家学说。至汉武帝，董仲舒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以“六经”为主的儒家也便开创了著名的“经学”时代，儒学从此也就登上了历史统治思想的正宗地位。汉代墨家消亡，但道家思想仍绵延不绝。到魏晋时代，玄学兴起，道家学说又盛行起来。但玄学家内部意见亦不一致，有人鼓吹“越名教而任自然”，把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对立起来；有人则认为名教与自然基本上是一致的。汉末以来，佛教传入，道教创始。佛教主张“解脱”，道家则致力于长生不老。到了隋唐时代，儒、佛、道三家并称三教。三教鼎立，相互纷争并逐渐走向以儒家为基础的新型融合局面，即北宋初期所开创的新儒学，即理学时代。时至明代，理学则达到了空前的的历史水平。同时这也为清代的朴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朴学是对先秦典籍的重新梳理，目的也是在寻找学术复兴的内在依据和与时俱进的品格。到19世纪后期，中国开始了出现了资产阶级思想。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共产主义学说在中国生根，并逐步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主流。所有这些，儒家的学说始终发挥着原始基础性的作用。
“天人合一”在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方人的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政治主张，而且对中医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理论也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在近现代，它甚至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重视。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 “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季羡林先生也指处：“‘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是东方思想普遍而又基本的表述”，“代表中国古典哲学的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深远的思想”，“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 （《“天人合一”新解》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创刊号）张岱年先生也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天道生生、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等“精粹思想” “符合客观实际而能促进社会发展”，代表着“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应大力弘扬。这样的认识决非国人偏爱而过誉，西方有识之士也大有人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卜松山教授盛赞中国儒家人文主义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通向现代化的一种思想”，“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中国“真正把这一思想付诸实施”，那么中国“也许将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希望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世界的启示——从“天人合一”谈起》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5期）而早在1827年，欧洲文化第一代表人物歌德与埃克曼的谈话中就赞叹：“中国人了不起。在中国人眼中，人跟宇宙合二为一，……那么和谐、和睦，这个境界我们西方没有。”（《歌德谈话录》）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观依循的是天地“生生”这一最高自然和伦理法则。中国儒家倡导“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仁民爱物”、“品物咸亨”，要求人们尊重和爱护天地间的一切生命，自觉地肩负起保护动物、植物和天地万物健康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履行人类维护整个生态体系内在平衡的崇高义务。应该说，两千年多前中国这种古老的思想不仅丝毫不逊于现代生态伦理的主张，而且是一种高瞻远瞩的生存智慧。
    西方人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截然不同。尽管也曾有过古希腊“一体三相”的天人和谐观、近代的“物活论”、“理念论”和笛卡尔、黑格尔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因素，以及现代的海德格尔人与自然协同合一的思想，但总体上看，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任然是天人对立的二元论。他们信奉天人抗衡、天人交战、天人敌对，在功利主义驱使下，片面强调去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忽视了人与自然的一致。这种强烈的占有和奴役万物，企图主宰宇宙而与自然为敌的做法，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盲目开采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为了人的利益去征服和利用自然，……这是使现代的自然和人类的协调关系崩溃的一个原因”，“人类如果想使自然正常地存续下去，自身也要在必需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话，归根结底必须和自然共存。”（《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第31、32、40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先秦原始儒学基本上局限于现实生活的经验层面，主要是一种人伦关系；汉唐儒家经学试图为差异性寻找天道依据；到了宋明儒学才真正把天人关系的差异性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的《易传》、《中庸》是儒家形上学思想的代表，他们主要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论证差异性。《易传》提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乾彖》)，《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其意指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各自呈现自己生命的本真，大者自大，小者自小，而相互又能达到一种和谐共存，这正是一种以差异性为基础的和谐。
    以差异为基础的和谐观是儒学在伦理、政治、自然观上的根本追求。历代儒学者通过对差异性的不断论证，把它上升到宇宙本然的层面，丰富了儒学家自身的理论体系。
    汉唐时期儒家经学主要是一种天人关系，援天道以证人道的思路，用阴阳五行之间的自然差异性来论证儒学纲常名教。《易传》以阴阳观念为指导，提出“天尊地卑”的自然差异。汉代大儒董仲舒系统发挥阴阳对立和阳尊阴卑的思想来论证三纲等的等级关系。（《春秋繁露•基义》）
    3．汉—唐医学家的学术思想所折射出的中国文化要义
南怀瑾讲，“中国医学史，在魏晋时期开始了新纪元，因为印度医学、天文等于此时输入中国，受了这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演变至唐代，印度医学与道家医学合流，汇成了医学的新系统。唐代前后有两位大名医,一是陶弘景,为梁武帝时人,又别称之为山中宰相,山中的黑衣宰相, 梁武帝初期凡在政治遇到疑难大事，必定要向其请教。另一位大医生便是唐代的道家孙真人孙思邈,他不但综合了印度的医学,并且还融会了阿拉伯的医学” 。（《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
    3．1 陶弘景的道德思想述要  
    据《梁书•列传•陶弘景传》所载：陶弘景（４５２～５３６年）字通明，晚号华阳隐居，华阳真逸，华阳真人。刘宋时丹阳秣陵（今句容）人。 弘景从小就很聪明，博学多才，性爱林泉，好学道术，尤好著述。幼年得葛洪《神仙传》一书，昼夜钻研学习，受其影响很深，遂立志养身术。
陶弘景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经过后汉三国及两晋南北朝的时期，当时患乱频繁，疾病流行，古医籍有很多都是在这个时期散失的。由于疾病流行，促进了医药学相应的有所发展。弘景不仅长于天文、地理、气象，还精于医药。因为他知识渊博，武帝即位后，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向他请教，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在药学方面，他除炼丹外，对本草特有研究。
    永明１０年（公元４９２年），四十岁的陶弘景厌倦于官场斗争，辞职后，在句容县的句曲山隐居，专心致力于医学等科学研究。陶弘景推崇葛洪学说，对葛洪评价很高，曾说：“葛氏旧方，至今已二百许年，播于海内，因而济者，其效实多……”。又说：“抱扑此制，实为深益……”。然因年代久远，传到弘景时代已阙漏未尽，脱简不全。于是，他就“辄更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以朱书甄别，为肘后百一方，于杂病单治，略为周遍矣，昔应璩为百一诗，为箴规心行”。
    由此看来，弘景学术思想，是在葛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人一脉相承，而陶氏对其有所发扬光大。此外，由于陶弘景长期从事游仙采药和炼制丹药的实践，所以他还不断丰富了医药学知识，他发现《神农本草经》几经战争破坏与多次转抄和错简，已十分残缺不全，在此基础上陶氏根据所得残卷，“精粗皆取，无复遗落”，作了大量的归纳整理、增补修订工作，“苞综诸经，研括烦省”，“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之名世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著成《本草经集注》一书，为我国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3．2孙思邈的医德思想述要  
    孙思邈是个典型的内儒外道的隐士，同时也是个著名的医药学家。他说自己“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因此立志学医，他活了百余岁，一生隐居山林，不肯出仕。常亲自采药为人治病，一生以医为业，精研哲学、医学、药学、天文历法。所撰写《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唐代以前药方之大成，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医学巨著，对后代医学药学具有伟大的贡献。后世尊称他为“药王”。他将医学与道教内修观念、卫生学、养生学互相结合而成其医疗理论。为人治病无数，特别重视医德，堪称德术兼修的一代良医，如他《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说“生命之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就很有代表性，而这与他的身后的人文修养是分不开的。《备急千金要方》卷首以显着地位论述了《大医精诚》与《大医习业》,突出地强 调了作为一位优秀医生,必须具备高尚的医疗道德修养和精辟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孙思邈曾说“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旧唐书‧孙思邈传》），可见孙思邈对人事与天理自有透彻的参悟，《新唐书‧隐逸传•孙思邈传》中所提及的“心小、胆大、行方、智圆”的人事应对态度则是吾人成就事业的不二法门。
    陶弘景、孙思邈这些高士为何身怀天下不从政却以儒者的情怀、道士的风范践行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呢？这不能不联想到深受汉唐思想影响的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在少年时所讲的一句名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也许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没上轨道时读书人无奈的人生选择吧！从根源上来说，也有儒家大师的支持，即孟子所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尽心上》）。同时这也体现了我国古代读书的进退自如的豁达胸襟，这也不能不归因于他们深厚的“修身”功夫——通向“天人和谐”的绝妙秘诀，即如《大学》所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结语
    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是绝对的精神领袖。说《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圣经、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圣人，那一点儿也不算夸张。虽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势冲击，但时移世易，孔子的许多思想包括他的和谐思想，仍然被人们所推崇和弘扬；孔子的《论语》，仍被中外人士普遍视为中国文化“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任何一种思想，倘能经受住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历久弥新，都应有其内在的魅力、恒久的价值。孔子的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重现其活力、重放其光辉，就是如此。那么，孔子和谐思想的特色在哪里呢？愚以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崇尚人类自身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落实到礼治秩序上；二是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提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三是崇尚“中庸之道”，并把“和”提升为儒学体系的认识论范畴，为中国文化树立了“致中和”的精神。 
    孔子讲“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把人类社会与人类生活所依托的宇宙结合起来、贯穿起来，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高尚境界。孔子自称不语怪力乱神，因而对于代表自然界的“天”，他的态度非常鲜明，也非常严肃，没有一点儿神秘主义的气息。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认为，孕育四时和万物的“天”虽然高大得很，人类不可违逆，违逆就是失“和”；但它的规律可以认识，可以利用，人类可以效法“天”，也只能效法“天”。在孔子看来，尧就是法天的典范，“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出于对天人和谐的追求，出于对自然资源的爱护，孔子反对奢侈浪费，倡行节俭的生活方式。他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生活豪奢，就可能违和；日子节俭，又显得寒酸。但孔子宁肯寒酸，也不羡慕那违和的豪奢。他甚至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由此观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和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状态，一种境界，一种政治智慧，一种人文关怀，一种道德诉求，一种理想境界。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进程中，孔子的和谐思想确实值得我们挖掘、借鉴和弘扬。

    作者简介：高少才（1980.9—），男，硕士研究生，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实习研究员，现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研究方向：疾病史（包括疾病名称、疾病谱变化、疾病流行等）研究。
E-mail：gmgj571@yahoo.com.cn,  Tell：13659182893，029-68985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