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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少才:中国文化的基调:天人和谐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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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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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以汉—唐医学家的学术思想为侧证
   

    [摘要]: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自秦汉一统以后始终处于中线,释家思想处于外线,道家学术则处于内线,内线与外线在中线的融摄下交相辉映地展现了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无穷无尽的魅力。其中,医学领域的表现更为突出。本文试以汉唐医学的发展为轨迹,以风格独特的医学家为载体,不仅透视出了中国文化的海涵地负、博大精深的一面,而且还再现了中国文化作为究“天人之际”的生命境界,其产生与发展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研究这一课题的主要意义是为当前多元文化影响下国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天人和谐,医学视野,文化融摄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科学技术迅速变革的情势下,研究中国文化的基调还有现实意义吗?或者说是世界意义吗?我想,只要人类还存有纯科技解决不了的棘手问题,那么文化就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观乎人文,以成化天下”(《周易•系辞》),这就表明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融合社会个体的思想使其达成共识。尽管当前高新科技层出不穷,但是人类仍然面临各种威胁,而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所总结的威胁人类生存的三大矛盾就很有代表性,即“人和自然的矛盾;人和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和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 。为此,重新认识和估量中国文化的地位也许会给当前中国乃至全球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汉、唐是中国文化激荡变革的两个辉煌时期,研究这两个时期以及其间的医学视野下的文化融摄与更新现象对于真实再现中国文化的基调有着独特的作用。中国历代重要的学说思想,大多继承和发挥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点与西方的“天人对立”论有本质的区别,正如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接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的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 这就是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天人对立”观。
    论中国文化要直达本质就必须紧扣生命系统讲,这样才能得其精髓!医学家的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他们学术领域的人生态度和价值选择方面,也就是医德的修养水准。其实,医德主要侧证了当时主流文化对医学家的影响,从名医的人生态度和价值选择上我们可以领略中国文化的要义所在。医家所受的当时主流思想及其历代思想的影响能够决定他们的人生选择及其价值定位。我国古代名医大多受到道家思想的感染!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政治体制下政界主流意识形态一般很难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基调,然而属于仁术的医药文化则不然。为此,“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北宋范仲淹语)的观念成为我国古代读书人的人生选择路向。
    思想史上流行的观点认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尽心上》)。我们将这看作中国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补”的体现:前半句显示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而后半句表达了儒家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历代的名医不是道家就是儒家,他们力争以“内圣外王”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忠孝之心,仁慈之性”服务君亲百姓。
    1.破译经典的钥匙——“三境文化诠释法” 
    1.1三境之情境——知人论世,
    孟子说:“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孟子的“知人论世”理论已成为经典研究和诠释的基本方法。经典文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经典文本的作者与理解者处于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两者的视界不能尽同,因而对文本的理解也会产生差距,孟子看到了理解的历史性,因而他强调“知其人”、“论其世”,主张将认识对象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设身处地予以理解。在孟子看来,经过这种追求客观性的努力,古人和今人的思想是可以得到交流贯通的,孟子称之为“尚友”。
    1.2三境之语境——以意逆志
    经典需要理解,但对于同一文本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正确的理解只有一种,其余的理解则属于误解。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经典文本的作者与历代众多的解释者之间的世间观、意义世界的变化与差别,而另一方面是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多义性与歧义性。同一概念可能有多种含义;同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此外,作者的的思想如果不是采取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而是采取隐喻的表达方式,那就更会使人在理解上发生歧义。那么,如才能避免误解,使解释具有有效性呢?
    孟子针对《诗经.》的解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原则:“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万章上》)首先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对经典词句作孤立的解释;其次,不能以对词义的把握代替意义的把握,就经典语词而作训诂,虽大如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在孟子看来,许多时候,词语的表面含义并不足以表达作者的精微之意,因而此时的理解便不能胶着于词语的表面意义,而需要一种洞察的智慧,这种智慧高度混融知识素养和领悟能力,以此来逆推作者的本意,这就是“以意逆志”的方法。“以意逆志”的方法似乎默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理解与解释中,主观性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这种方法因为强调意义的把握,因而开创了一个重视义理、创造性地解释经典的传统格局。
    1.3三境之意境——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周易•系辞》两引孔子之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这话虽然是就《周易》卦象讲的,但他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经典的语言和文字能否完全表达圣人之意?”这个问题是在崇拜圣人的思想背景前提下提出来的,因为圣人的“言”与“意”不同于一般人的“言”与“意”,“尽” 或“不尽”至关重要。所谓 “一言一兴邦,一言以丧邦。”
    汉初当秦火劫余,书简难得,儒师以经术造士,章句训诂皆由口授,因而此时之经学必然会严守师说、抱残守缺的情况。但学术要发展,师说家法不待他人,便很快便有本门本宗突破了。“六经”是记录圣人言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六经”是应该反映圣人之意的。但是许多儒家学者相信孔子有所谓的’“微言大义”,这“微言大义”是在“六经”之外的,所谓“竹帛之外,别有心传”。随着孔子及其弟子的去世,“微言大义”,因时移事异、授受无人而失传了。这就是班固《汉书》所说的“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更何况,秦始皇“焚书”之后,汉人所得之儒家经典已残缺不全,这样的经典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圣人之意呢?儒家学者并未因此而得出消极的结论:认为“圣人之意”从此便不能理解和认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对经典文本而言的,不是对理解主体而言的。“圣人立象以尽意”,这是说“圣人之意”有可尽之理,作为理解主体只要不胶着于经典的文字的局限 ,便有可能把握和体人生人的思想精神。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儒家学者强调“为往圣继绝学”,强调“ 代圣人立言”,将阐发“圣人之意”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正是基于此种抱负,儒者已不满足于对经典字句的狭义理解,而是直接参与经典文本的创造,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朱熹为《大学.》所作的《.格物致知补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强调了创造性理解和诠释的必要性,它体现了儒家经典的开放精神和理性精神,即圣人之意可以义理求之,它与墨子那种“吾言足用”的封闭体系显然不同;同时他也体现一种自由讲学的精神,学者间无学派、长幼的鸿沟,解经以“义胜”者尊之。其间虽也有过门户意气之争,但从未像西方宗教教派之间的那种敌对和战争。
    2.天人和谐的内涵及其变迁(由“天人相应”到“天人合一”)
    2.1天人和谐的内涵    “天人合一”的观念,源远流长,在思想史上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天人合一”四字,作为一个成语,首先是张载在批判佛教过程承中提出的“释氏语实际,乃知道者所谓诚也。其语到实际,则以人生为幻想,以有为为疣赘,以世界为荫浊,遂厌而不有,遗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诚而恶明者也。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在此之前,董仲舒虽也讲过“天人之际,合二为一” 。但张载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并非出于董仲舒,而是本于孟子。孟子虽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观念,但他的“性天同一”的观点是宋明理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来源。从孟子至王夫之、戴震,“天人合一”的思想主要列举两种观点:性天同一,天人合德。
    性天同一
    孟子提出“知性知天”之说,他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何以知其性就能知天,孟子未加说明)孟子又以心为天之所与,他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予我者” (《孟子•告子上》,孟子把心性天联系起来,但没有提出较详论证)。孟子所谓天,亦天道,尝说:“圣人之于天道也” (《孟子•离娄上》)。认为惟圣人才能认识天道。从孟子关于知性知天的言论来看,可以说孟子肯定了性与天道的同一。
《中庸》提出“尽性参天”之论。《史记》说子思作《中庸》,又说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但《韩非子•显学》篇讲“儒分为八”,以“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并列,足证子思之儒的学说与孟氏之儒的学说不尽相同。《中庸》应是“子思之儒’”的著作,不尽出于子思本人。《中庸》的观点与孟子的思想还是比较相近的
《中庸》提出“天民之谓性”的命题,把天与性联系起来。《中庸》以“诚”为天之道,又以诚为圣人的精神境界,“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孟子》亦有相关话,“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观点。《中庸》认为圣人达到成的境界,就能“尽心”,能“尽心”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即“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与孟子关于性与天道的思想对于宋明理学有深刻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天人合一”观点基本上是《中庸》与孟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天人合德
    战国时代儒家所撰的《易传》提出“大人与天地合其德”的理想,《文言传》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天且弗违,而况於人乎? 况於鬼神乎?”此即表明人必须顺乎天道行事,《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系辞上传》“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即承认天道与人道有一定的区别。《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系辞下传》“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 由此可见,《易传》是充分肯定人在三才中的重要地位。《易传》天人观的特点,即承认天与人的联系,又承认天与人的区别,而以天与人互不相违为理想。天不违人,人不违天,即自然与人的和谐。先秦哲学中,庄子主张废弃人事,回归自然;荀子主张发扬人治,改造自然;《易传》则主张尽力解决天与人的矛盾,以达到天与人的和谐。(未完续下期)


    作者简介:高少才(1980.9—),男,硕士研究生,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实习研究员,现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研究方向:疾病史(包括疾病名称、疾病谱变化、疾病流行等)研究。(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7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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