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中医药文化大写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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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7-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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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自传说的筑巢居穴、部落为群、奴隶、封建社会迄今，有着—个逐渐生发、成长、藩秀，以及容平的自然发展历程。从开天辟地、伏羲画八卦、列别天地阴阳、定位两仪四象、八方以及中央为基的一个既唯物而又唯心的中医药文化便由此而诞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传说中的神农氏，一日尝百草药而遇七十二毒的中医药文化随即耳闻口传，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的问世，自此，奠定了中医生理、病理、病机的治疗准则的坚实基础和针灸治病的规矩方圆，为后世开辟了辨证论治的先河。
后至汉南阳医圣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在《黄帝内经素问》之基础上根据其宗族之伤寒病为临床根据，确立了外感热病的六经大纲和八法治疗原则，以及简明扼要的治疗杂病法，为后世医学普渡慈航之桎梏，是业医者之金科玉律而不为过，难怪我的三位恩师，当年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姚连尉之兄姚连仲老师和当年任中央西北局习仲勋之保健医生、后在陕西省中医药研究所的著名儿科大夫薛诚老师和当地名老中医姜惠秦老师，都在为我授业时闲谈伤寒病的治疗时，先后不约而同地说过：“我用过《伤寒论》的方剂治病后，效如桴鼓，我恨不得更深人静时，给医圣的在天英灵磕上几个响头，拜—上几拜，以谢先生指点迷津之恩。”自《伤寒杂病论》流传以后，有关注解发景对后世中医学文化影响何其之大。
唐医学家孙思邈，人们尊称药王，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要方》六十卷，被宋人林亿评为“上及文字之初，下迄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集诸家之要，去众说之未至“为后世之医药文化发展起到了空前的推进作用。王焘之《外台秘要》四十卷，一千一百零四门，载方药六千多首，为我国医药学文献整理详著出处之创始人，其著作为集唐以前之医学大成。清·徐灵胎在他的《医学源流论》中评价为：“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没。”其著作被后来医家所看重。
金元时代的李东垣先生根据《内经》四时皆以养胃气为本之意，强调人以养胃气为本的思想，所著《脾胃论》等三部行世，立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之甘温除热，升胃中清气为主的方剂，为后世临床医家所重用。
刘河间先生治病以火着手，主张降心火，益肾水，为善用清凉解毒之品的寒凉医派，其思想理论尽在《素问玄机原病式》等三部著作之中，刘完素之火热学说，皆出自《黄帝内经素问》，在前人之基础上，阐明了他本人的见解和发明，如六一散(滑石、生甘草)仅两味，而防风通圣散(防风、大黄、芒硝、荆芥，麻黄、山栀、赤芍、连翘、生草、桔梗、川芎、当归、石膏、滑石、薄荷、苍术)却十七味之多，立意明确，法而无法，无法而有法，正是先生之过人之处，至今用宋，着实得心应手。
元时朱丹溪先生，是当时无人能比之优秀医家，他是滋阴派的代表人物，提出“阳常有余，阴常刁<足”之理论思想，创大补阴丸、琼玉膏、越鞠丸，至今仍有惊人之效果，著有《格致余论》，以及后人整理之《丹溪心法》，其学术思想自成一家。他主张百病以气、血、痰、郁为多，以四君子汤治气，四物汤治血，二陈汤治痰，越鞠丸解郁，相互为用，效如桴鼓。
张子和，攻下派之代表人物，运用汗吐下三法，药速效神，立竿见影。
至明代之医药文化发展得特别快，如王肯堂的《证治准绳》，薛新甫的《薛氏医案》，张会卿的《景岳全书》，张璐的《张氏医通》，赵献可的《医贯》，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及《濒湖脉学》，就是伟大医学家李时珍的著作：等等这些，都是对医药文化有非凡贡献的人物。
到清代温热学派的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皆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了伤寒学说，他们所创立的温病学派，著的温病书籍，就是伤寒论的继续和发展。清时山西的傅山先生不但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医学家，而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书画家。
福建长乐的陈修园先生，为官清正，尤以医药学著作甚丰，他的书对普及中医药学文化起到了相当大的推进作用，其著作有七十二种刊本之多。其贡献在中医药史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医药学教育家。
在中医药学方面有“宦游半天下”之吴伦斋，他在公务之余，根据实地考察，耳闻目验，选择植物一千七百余种，并精心募绘的植物图、编成《植物名实图考》38卷，可谓图文并茂，堪称近代一部优秀的药用植物专著。
随后之王旭高，擅长肝病之研治，著有《王旭高医案》四卷。费伯雄则为江苏武进孟河镇人，他的学术思想皆源于历代各家学术，对调肝尤为见长。浙江钱塘(今杭州)之吴尚先，医术道德皆领人先，主张薄贴膏药，。可以治百病，“凡汤丸可效者，皆可熬药”之内病外治法，对中医药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人们尊称为近代内病外治的宗师。
总之，江浙自古出名医，是与它的历史渊源有着不可分割的背景，如南北朝的陶弘景，江苏武进孟河就先后有费伯雄、马培之、谢利恒、丁甘仁，蒋维乔、恽铁樵、赵澎萍等优秀的中医药文化代表人物。
浙江的名医有吴尚先、何廉臣、施今墨、盛端明、俞东扶、王士雄、王执中、以及著名小儿科著名医家钱仲阳等代表人物。
而三秦大地自古以来更是名医辈出的风水宝地，为中国医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和奠基作用。《黄帝内经素问》一书中的岐伯，便是一位远古时代的医学巨人。唐代以降，被人们尊称为药王的孙真人，就是本省耀县孙家塬人。眉县的王焘，武功的焦易堂，在中医界反废止的中医运动浪潮推动下，他以民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政府立法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与谭延、胡汉民、陈立夫等人提出了成立中央国医馆的提案，对保护中医药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黄竹斋、米伯让、马瑞亭等当代的医家，在这块中医药的基地上亦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近代医药史上，自明代以来，中国中医药文化由一个鼎盛时代至清末及民国(1929年)，弹起了废止中医药的插曲，在以余云岫为代表的反对废止中医的逆流中，可谓猖獗一时，给发展中医药文化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当时，医界鼎沸，迅即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谢利恒先生被推举为首席代表，率五人赴南京请愿，为维护中医事业不辞劳苦而奔走呼吁。这时(即民国)的著作要数谢利恒的《中国医药大辞典》、《中国医学源流论》；杨则民的《内经之哲学的研究》；恽铁樵的《伤寒论研究》；以及何廉臣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中医学著作。
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不单是历代医家不懈的努力，而且涵盖了医家的文学、书画艺术水平的修养与天才。细细考察，他们中间有好多人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崇高志向。而且因某些外因使之不能遂人心愿，故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弘愿，立志走上了济世的岐黄之路，开始了漫长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焚膏继晷的学习与普救含灵之苦的医学生涯。
这些古今中医药文化人，不是只知道些治病的处方，只看几种病和一个专科，而是满腹经纶，不论医药理论，或是临床经验，还是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书画、诗词，皆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如南北朝的陶弘景(公元456-536)，就是当时著名的道教思想家、著名医药学家，他隐于深山，梁武帝礼聘不出，故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他除了精通医学之外，还对天文、历史、地理无所不精，尤其精于草隶等书。
大唐药王孙思邈，不但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养生学家、医学家，而且还是位世人少知的书法家，我认为，他的书法技艺与王佑军之书法相媲美。
傅青主(1607-1684)，明末清初医学家、文学家、书画家，博通古今典籍，工诗赋、书法、绘画，传世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青主幼科》且有书帖《江州帖》，帕口欲东帖》，《八月帖》等，对后世之书法艺术影响颇大。
至公元1723—1795年间，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余震，除医术著名外，且尚工诗词，著有《古今医案》传世。
清著名医家王清任，谓其“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视行”，故先后经历四十二年，观察人体内脏器官，绘成全图，撰成《医林改错》，在学术界对后世影响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民国时代的曹颖甫(1866-1937)是一位医艺俱精的医学家，著作有《伤寒发微》等专著，且工诗善画，有诗文集传世。
陕西当代中医学家黄竹斋先生(1886—1960)除撰有《医圣张仲景传》，《伤寒经穴图考》，《伤寒杂病集注》，《伤寒杂病论会通》等医著以外，还专于天文、历史等，是一位杰出的中医学家。
江西的程门雪(1902-1972)，更是一位医学理论精湛、临床经验丰富，辩证精确，立法严谨的医学家，他聪慧颖悟，医名远扬，对学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曾说：“医者不但要知常，贵在知变，变化之来，又临事不慌，指挥若定，才能应变和定变”故而他勉励后来有志学医的人多读书、勤读书。程门雪更是一位多才多艺，喜爱诗词、书画的人，他写过一副叫《徐灵胎目尽五千卷，叶天士学经十七师》的对联，正好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医学家的真实自身写照。
（刘健，陕西省中医药研究会门诊部资深中医执业医师，陕西省中医药研究会会员）
后至汉南阳医圣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在《黄帝内经素问》之基础上根据其宗族之伤寒病为临床根据，确立了外感热病的六经大纲和八法治疗原则，以及简明扼要的治疗杂病法，为后世医学普渡慈航之桎梏，是业医者之金科玉律而不为过，难怪我的三位恩师，当年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姚连尉之兄姚连仲老师和当年任中央西北局习仲勋之保健医生、后在陕西省中医药研究所的著名儿科大夫薛诚老师和当地名老中医姜惠秦老师，都在为我授业时闲谈伤寒病的治疗时，先后不约而同地说过：“我用过《伤寒论》的方剂治病后，效如桴鼓，我恨不得更深人静时，给医圣的在天英灵磕上几个响头，拜—上几拜，以谢先生指点迷津之恩。”自《伤寒杂病论》流传以后，有关注解发景对后世中医学文化影响何其之大。
唐医学家孙思邈，人们尊称药王，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要方》六十卷，被宋人林亿评为“上及文字之初，下迄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集诸家之要，去众说之未至“为后世之医药文化发展起到了空前的推进作用。王焘之《外台秘要》四十卷，一千一百零四门，载方药六千多首，为我国医药学文献整理详著出处之创始人，其著作为集唐以前之医学大成。清·徐灵胎在他的《医学源流论》中评价为：“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没。”其著作被后来医家所看重。
金元时代的李东垣先生根据《内经》四时皆以养胃气为本之意，强调人以养胃气为本的思想，所著《脾胃论》等三部行世，立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之甘温除热，升胃中清气为主的方剂，为后世临床医家所重用。
刘河间先生治病以火着手，主张降心火，益肾水，为善用清凉解毒之品的寒凉医派，其思想理论尽在《素问玄机原病式》等三部著作之中，刘完素之火热学说，皆出自《黄帝内经素问》，在前人之基础上，阐明了他本人的见解和发明，如六一散(滑石、生甘草)仅两味，而防风通圣散(防风、大黄、芒硝、荆芥，麻黄、山栀、赤芍、连翘、生草、桔梗、川芎、当归、石膏、滑石、薄荷、苍术)却十七味之多，立意明确，法而无法，无法而有法，正是先生之过人之处，至今用宋，着实得心应手。
元时朱丹溪先生，是当时无人能比之优秀医家，他是滋阴派的代表人物，提出“阳常有余，阴常刁<足”之理论思想，创大补阴丸、琼玉膏、越鞠丸，至今仍有惊人之效果，著有《格致余论》，以及后人整理之《丹溪心法》，其学术思想自成一家。他主张百病以气、血、痰、郁为多，以四君子汤治气，四物汤治血，二陈汤治痰，越鞠丸解郁，相互为用，效如桴鼓。
张子和，攻下派之代表人物，运用汗吐下三法，药速效神，立竿见影。
至明代之医药文化发展得特别快，如王肯堂的《证治准绳》，薛新甫的《薛氏医案》，张会卿的《景岳全书》，张璐的《张氏医通》，赵献可的《医贯》，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及《濒湖脉学》，就是伟大医学家李时珍的著作：等等这些，都是对医药文化有非凡贡献的人物。
到清代温热学派的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皆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了伤寒学说，他们所创立的温病学派，著的温病书籍，就是伤寒论的继续和发展。清时山西的傅山先生不但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医学家，而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书画家。
福建长乐的陈修园先生，为官清正，尤以医药学著作甚丰，他的书对普及中医药学文化起到了相当大的推进作用，其著作有七十二种刊本之多。其贡献在中医药史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医药学教育家。
在中医药学方面有“宦游半天下”之吴伦斋，他在公务之余，根据实地考察，耳闻目验，选择植物一千七百余种，并精心募绘的植物图、编成《植物名实图考》38卷，可谓图文并茂，堪称近代一部优秀的药用植物专著。
随后之王旭高，擅长肝病之研治，著有《王旭高医案》四卷。费伯雄则为江苏武进孟河镇人，他的学术思想皆源于历代各家学术，对调肝尤为见长。浙江钱塘(今杭州)之吴尚先，医术道德皆领人先，主张薄贴膏药，。可以治百病，“凡汤丸可效者，皆可熬药”之内病外治法，对中医药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人们尊称为近代内病外治的宗师。
总之，江浙自古出名医，是与它的历史渊源有着不可分割的背景，如南北朝的陶弘景，江苏武进孟河就先后有费伯雄、马培之、谢利恒、丁甘仁，蒋维乔、恽铁樵、赵澎萍等优秀的中医药文化代表人物。
浙江的名医有吴尚先、何廉臣、施今墨、盛端明、俞东扶、王士雄、王执中、以及著名小儿科著名医家钱仲阳等代表人物。
而三秦大地自古以来更是名医辈出的风水宝地，为中国医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和奠基作用。《黄帝内经素问》一书中的岐伯，便是一位远古时代的医学巨人。唐代以降，被人们尊称为药王的孙真人，就是本省耀县孙家塬人。眉县的王焘，武功的焦易堂，在中医界反废止的中医运动浪潮推动下，他以民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政府立法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与谭延、胡汉民、陈立夫等人提出了成立中央国医馆的提案，对保护中医药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黄竹斋、米伯让、马瑞亭等当代的医家，在这块中医药的基地上亦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近代医药史上，自明代以来，中国中医药文化由一个鼎盛时代至清末及民国(1929年)，弹起了废止中医药的插曲，在以余云岫为代表的反对废止中医的逆流中，可谓猖獗一时，给发展中医药文化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当时，医界鼎沸，迅即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谢利恒先生被推举为首席代表，率五人赴南京请愿，为维护中医事业不辞劳苦而奔走呼吁。这时(即民国)的著作要数谢利恒的《中国医药大辞典》、《中国医学源流论》；杨则民的《内经之哲学的研究》；恽铁樵的《伤寒论研究》；以及何廉臣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中医学著作。
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不单是历代医家不懈的努力，而且涵盖了医家的文学、书画艺术水平的修养与天才。细细考察，他们中间有好多人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崇高志向。而且因某些外因使之不能遂人心愿，故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弘愿，立志走上了济世的岐黄之路，开始了漫长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焚膏继晷的学习与普救含灵之苦的医学生涯。
这些古今中医药文化人，不是只知道些治病的处方，只看几种病和一个专科，而是满腹经纶，不论医药理论，或是临床经验，还是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书画、诗词，皆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如南北朝的陶弘景(公元456-536)，就是当时著名的道教思想家、著名医药学家，他隐于深山，梁武帝礼聘不出，故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他除了精通医学之外，还对天文、历史、地理无所不精，尤其精于草隶等书。
大唐药王孙思邈，不但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养生学家、医学家，而且还是位世人少知的书法家，我认为，他的书法技艺与王佑军之书法相媲美。
傅青主(1607-1684)，明末清初医学家、文学家、书画家，博通古今典籍，工诗赋、书法、绘画，传世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青主幼科》且有书帖《江州帖》，帕口欲东帖》，《八月帖》等，对后世之书法艺术影响颇大。
至公元1723—1795年间，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余震，除医术著名外，且尚工诗词，著有《古今医案》传世。
清著名医家王清任，谓其“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视行”，故先后经历四十二年，观察人体内脏器官，绘成全图，撰成《医林改错》，在学术界对后世影响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民国时代的曹颖甫(1866-1937)是一位医艺俱精的医学家，著作有《伤寒发微》等专著，且工诗善画，有诗文集传世。
陕西当代中医学家黄竹斋先生(1886—1960)除撰有《医圣张仲景传》，《伤寒经穴图考》，《伤寒杂病集注》，《伤寒杂病论会通》等医著以外，还专于天文、历史等，是一位杰出的中医学家。
江西的程门雪(1902-1972)，更是一位医学理论精湛、临床经验丰富，辩证精确，立法严谨的医学家，他聪慧颖悟，医名远扬，对学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曾说：“医者不但要知常，贵在知变，变化之来，又临事不慌，指挥若定，才能应变和定变”故而他勉励后来有志学医的人多读书、勤读书。程门雪更是一位多才多艺，喜爱诗词、书画的人，他写过一副叫《徐灵胎目尽五千卷，叶天士学经十七师》的对联，正好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医学家的真实自身写照。
（刘健，陕西省中医药研究会门诊部资深中医执业医师，陕西省中医药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