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的经典著作，在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在现阶段，随着中医现代化的呼声，中医药学术发展的进程已出现加速的迹象。但是，无庸讳言，轻理论而重实践，轻经典而重经验，轻基础而重开发，已成为中医现代化进程中的明显的倾向，而且显然是一种不能将医学引入正途的倾向。曾经有人说过，“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古人的智慧”。《黄帝内经》虽然成书于遥远的古代，但其中的思想却是汇集了无数前贤聪明与辛劳的结晶。笔者认为，中医药学术的发展，理所当然地要借助包括现代医学在内一切现代科学技术，但对传统的继承，特别是对中医药学基本思想的继承是更为重要的。如果片面地强调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对中医学术发展的意义，不重视对中医学基本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中医经典著作的作用，有可能使中医学术发展的方向偏离正确的轨道。以下仅就《黄帝内经》在现阶段对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指导价值略述一二管见，并恳请各位老师与同道指正。
    《黄帝内经》对医学模式转变的指导价值
    现代医学是在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和相关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短短数百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其发展的速度有越来越快的趋势。作为一种科学，毫无疑问需要一种哲学思想的指导。那么指导现代医学发展的哲学是什么样一种思想呢？虽然我们不难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对医学发展的影响，但究其本原，现代医学是在机械唯物论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并且至今仍然主要受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机械唯物论强调世界的物质性，但对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性重视不够。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现代医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从整体逐步进入到 了分子的水平，取得了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这条路还能走多远？再者，现代医学对于人的社会性以及只有人类才具有的思想性，虽然有所考虑，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把人看成一个生物体。因此，现代医学尽管在近数十年来已经注意到了这方面的不足，并且开始弥补，但从总体上仍然未能摆脱单纯生物医学的模式。祖国医学是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指导下形成的一门传统的科学，《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其基本思想的形成是在人文之学与自然之学尚处于混沌未分的阶段，因而会不可避免形成将自然与社会相互交错的观念，出现将人体与人文相互联系的特点。《黄帝内经》的理论大致是从宏观的、联系的、动态的角度去观察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强调人体与自然、个体与群体、整体与局部、本质与现象之间的种种联系，把任何一个个体的人都放在大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虑，从而得出关于个体情况的结论。这种将生命的个体与周围的环境广泛联系起来的观点，被认为是受朴素辩证法的指导。虽然朴素的辩证法不能跟现代的辩证唯物论相提并论，但毕竟在认识问题的基准点上是一致的。如果从事物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角度来看，人类科学在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阶段之后，应该会在微观基础上走向更高级的宏观，而这种高级的宏观不可能不借鉴前一个螺旋上的那个相对低级的宏观，甚至可能会重复前一个螺旋的某些很基本的特点。从人类医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对微观的研究无疑将进一步继续深入，而对宏观的把握在近些年来也被人们从不同的方面反复强调。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在不太久远的将来，发源于欧洲的、在机械唯物论指导下的现代医学的医学模式将会发生大的转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除了现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以外，中医学的理念无疑将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必将对医学模式的转变产生有利的影响。
    对中医基础理论重新构建的指导意义
    中医基础理论的概念，似乎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中医基础理论的主要载体是现今通行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这种教材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使用了近半个世纪，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今从业的中医药人员绝大部分都接受的是这种教材的理念。广义的中医基础理论的内涵和外延要远比前者宽泛得多。历代的很多中医药著作都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充实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对中医基础理论影响最大的还是《黄帝内经》。现今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所涉及的内容固然有一部分晚出于《黄帝内经》，但大部分内容还是本原于《黄帝内经》，或从《黄帝内经》发展而来的，而《黄帝内经》中更多的内容则是现行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所远未涉及的。狭义的中医基础理论是由一些框架性的学说来构成的，例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等等。这些框架性的学说对整个中医学起着强大的规定性作用。无庸讳言，中医基础理论的这种规定性作用对中医学术发展不仅仅是积极影响，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的突出表现是中医理论是一个没有起点和终点的环，一切的思想都在这个环里循环往复，很难出现突破。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已经提出了关于中医基础理论重新构架的问题。2003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持召开的香山会议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当然，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构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它不仅需要现代学者的聪明，更需要历代积淀的智慧。由于这种重新构架只可能是一种调整和补充，而不可能是全面的改变，所以我们仍然不可忽视《黄帝内经》在中医基础理论重新构架中的作用，举例而言，《素问•脉要精微论》中说：“头者，精明之府。”“精明”一词一般被解释为精微之气。但仔细想来，“精”是精气，“明”是什么？从训诂学上来讲，“明”可以是聪明或智慧的意思，那么，《素问》原文的意思是否就是：头不仅是“精”之府，而且是“明”之府，即既是物质性的“精”的汇聚之处，也是精神性的“明”所发生的地方。这里是否暗示我们，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头颅或者说脑，跟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有关呢？这个例子说明，《黄帝内经》所承载的有关基础理论方面的内容，在中医基础理论重新构架的过程中仍然具有很多值得研究值得借鉴的东西。
    对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的影响
    《黄帝内经》以讨论医理为主，且文辞古奥，故而在现今临床上受到的重视不够，而且由于临床工作特点的限制，使得临床工作者阅读《黄帝内经》并用之指导临床的机会较少。笔者认为，作为一门系统的医学，其基础理论跟临床实践的关系应该是密切的，特别是像中医学这样一种十分重视理论与临床关系的传统医学，这种关系显得更为密切。例如，中医学的生理学跟病理学就是彼此支持、相互关联的，在讲到生理是不可能不涉及病理，而在讲病理时也不可能不照应生理。因此，《黄帝内经》在临床上的指导价值是显而易见。医案是医家诊治疾病的记录，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案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收载的仓公淳于意的25则“诊籍”。淳于意的“诊籍”除叙述病者的病情及诊治经过外，大多在其后有关于病情的分析，这些分析常引用《脉法》、《诊法》等书的内容，是将基础理论与具体临床相结合的典范。后世的一些著名医学家，如朱丹溪、李东垣等，他们的医案在论述病情时常常征引《黄帝内经》以及其他经典著作原文，使得其临床诊治的方法更显有理有据。例如《名医类案》卷七咽喉篇载有罗谦甫治疗征南元帅不邻吉歹所患猛疽一案，罗氏即多次引用《黄帝内经》的理论来指导其诊断和治疗，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治疗效果。像这样的医案，比一般的只叙述简单治疗用药过程的医案，无疑具有更强的可读性和启示作用。龚廷贤的《寿世保元》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临床专著，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早上读了《寿世保元》，晚上就可看病收钱”。笔者绝对无意贬低《寿世保元》的实用性和科学性，但这种说法却隐含着将博大精深的中医学术浅薄化甚至庸俗化的危险。各种现成的单方、验方、秘方以及协作处方在临床工作中确实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如果过分地依赖这些现成的方法，而不注重从理论的高度去进行深入的分析，中医临床将会停留在以经验为主要依据的阶段，很难实现理论上的实质突破。包括现代名家在内的历代中医学家，古代如张子和、朱丹溪，近代如张锡纯、曹颖甫，现代如岳美中、姜春华，无不是熟读《黄帝内经》而后成为名家的。《黄帝内经》在现阶段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都对中医临床工作具有极大的指导价值，都影响着中医临证医学的发展。
    对中药新药开发的指导价值
    新药开发现在非常热门，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医药现代化的主体内容之一。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已使得我国加快了新药研制的步伐，而具有数千年使用历史的中医药无疑为我国的新药开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笔者认为，新药开发当然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介入，实际上新药开发本身就是现代科技的一种，但开发中药新药必须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之下。脱离中医药理论的指导而开发出的新药，即使仍然使用中药的形式或包装，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西药。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在上世纪70、80年代开展使用痰饮丸、痰饮膏治疗慢性支气管炎，选在夏季用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痰饮丸的方剂组成是以三子养亲汤和理中汤为基础组成的，而其指导思想则是《黄帝内经》中的“病痰饮者，当与温药和之”的治则，以及“春夏养阳”的思想。像这样既具有广泛临床基础又符合中医传统理论的药剂，如果开发成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新药。痰饮丸的原方系现代名医秦伯未先生所拟，秦伯未先生是近现代中医大家，对《黄帝内经》研究颇深，曾著有《秦氏内经学》、《内经类证》等研究《黄帝内经》的专著。由此看来，要研发中药新药，必须依据中医传统理论，而像《黄帝内经》这样的经典著作在新药研发过程中的指导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此上是笔者关于《黄帝内经》在现阶段对中医学术发展的指导价值的一点粗浅看法，谨此与诸位同道讨论，并祈正于大家。

（王怡，中医文献研究员，现任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