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伟大医药科学家孙思邈在医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学通百家，道洽古今，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济世活人，被后世尊称为“药王”，是我国古代八大科学家之一。孙思邈之所以能够在医学史上做出卓越贡献，与唐代对外开放交流的政策密切相关。本文专以探讨，就教诸家。

一．孙思邈所处的社会时空

孙思邈生于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卒于唐永淳元年（682年）。他所处的正是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之后的重新统一，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从民族大融合过渡到开放繁荣的时期。孙思邈诞生的西魏，正是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之际，主要特点是一个“乱”字。长安及关中地区又是全国乱得最厉害的地区，始终处于战乱的中心，但也展现出其在文化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并成为日后中国封建社会盛世——隋唐两代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唐代国内民族关系增强，交往频繁，经济恢复，国家安定，加之对外采取开放政策，西北“丝绸之路”和东南沿海水路的通达，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交往，先后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永徽之治”。这一时期的医学在政府重视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设立了专门的医药机构——太医署。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起，地方性医学校在各州也相继建立。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苏敬等人完成《新修本草》，该书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比欧州最早的纽伦堡药典（1546年）要早800余年。这些成就显示了我国医药学在当时的发展水平。唐太宗、高宗统治的五十多年是唐代兴盛时期，也正是孙思邈著书立说之时，无疑给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孙氏的《千金要方》三十卷于永徽三年（652年）完成，其后又经过30年的时间在开耀元年（681年）完成了《千金翼方》，“共成一家之学”。人类医疗保健的发展、进步、开拓，无不与相互交流有关，对外交流是促进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孙氏正是在国内外商业贸易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交流中取得成就的。长安是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英·李约瑟博士说：“在以迎外和仇外两种态度反复交替为特色的中国（欧洲也如此）历史中，唐代确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著名人物荟萃之地。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和波斯人从西方来到长安，同朝鲜人、日本人、西藏人和印度支那的东京人相会。”医药学是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隋唐时期医药交流比以往任何一代都繁荣。孙思邈就是在这样的时空中得到营润，并终臻大成的。

二．孙思邈对外医学的吸收

    汉唐时期，国外医学以希腊和印度医学较为发达。由于地理与佛教的关系，孙思邈更多吸收了印度医药学的内容。公元前四世纪时，希腊亚历山大利亚入侵印度，印度的三体液学说（即气、胆、痰）增加了血液，成为四体液，亦即“四大”说。《佛医经》中说：“人体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孙氏引入“四大”说，并结合临床证候加以阐发：“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僵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又说：“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又说：“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须治而愈，一百一病虽治难愈，一百一病，真死不治。”印度医药的影响是明显的。

古印度名医耆婆说：“天下所有，无非是药。”孙氏在《千金翼方》中说：“有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故神农本草，举其大纲，未尽其理，亦犹咎繇创律……所以述录药名品，欲令学徒知无物之非药耳。”孙氏在《千金方》中吸收外来药物达3O余种，来源地有西域、西戎、交趾、南海、昆仑等，是唐代之边疆地域和外国。庵摩勒、毗梨勒、珂黎，谓之“三果”，则是外境传入药物。如治恶风之苦参消石酒方，孙氏说：“黄青白消石等是百药之王，能杀诸虫，可以长生，出自乌场国，采无时，此方出耆婆医方论疾风品法中。”又指出：“三种消石，黄者为上，青者为中，白者为下。用之杀虫，皆不如黄者最良。”这表明孙氏吸收外国药物不是简单的载录，而是在实践中有所认识，有所发展的。

孙氏对外来方剂的吸收也很突出。其中中古天竺名医耆婆的药方吸收最多，如耆婆万病丸、耆婆治恶病方、耆婆汤、耆婆大士补益长生不老方等。又如阿伽佗药，其治疗范围涉及数十种病证。这些外来方剂一般组成药味多，治疗范围广，跟中原医方区别明显。在外来药方的影响下，孙氏创用诸如了太一神精丹、芫花散（又名登仙酒、三建散）、仙人玉壶丸、大理气丸、大麝香丸等治方，归于“万病”方一类，同样具有用药味多，治疗范围广的特点。清代医学家徐灵胎说：孙氏“用意之奇，用药之功，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孙氏著作还有直接与佛教有关的处方，如正禅方、服昌蒲方等。国外传入的方剂还有匈奴露宿丸，可治寒冷积聚，贵高人师市奴之金冰凌，可治大热病等。由于和波斯的交往，波斯医方亦有传入，其中最著名的是《千金翼方》中的“服牛乳补虚存气方”。该方用牛乳三升，毕拨半两，捣成细末，用绵裹之，一同放入有三升水之铜器中共煎，煎取三升，空腹顿服之，每日一次。服十四日，可除一切气病。并指出“斯国及大秦甚重此法，谓之悖散汤”。波斯，即今伊朗；大秦，指东罗马帝国。唐·陈藏器《本草拾遗》云：“毕拨生波斯国，故人将来。”也旁证了毕拨的产地。《续前定录》载：贞观中，唐太宗患气痢，众医治疗无效，乃敕诏献方。有张宝藏者曾患此病，服乳煎毕拨而愈，因而献方于太宗。太宗一服即愈，授张宝藏三品鸿胪卿职。这是古代医生获得的最高品阶。此方成为中外医药交流史上的佳话。

    孙氏对国外其他治法如按摩法、服水法等也予以载记推广。《千金要方》有“天竺国按摩”法：此法是古印度婆罗门所习或创制的一套医疗保健体操。其运动包括四肢关节、躯干、头颈各部的运动，简便易行，运动量不大，不受场地限制。孙氏认为此法“但是老人日是别能依此三遍者，一月后百病除，行及奔马，补益延年，能食，眼明，轻健，不多疲乏”，并强调“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便为常见”，当感到“小有不为，即按摩挼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即便是在今天，如能坚持，会收到增进健康、灵活肢体的作用。《千金翼方》中载有服水法，指出服水法需“先发广大心万救三涂大苦，普度法界含生”，服水时“烧香礼十方诸佛教及一切圣贤仙人天真”等，显然此法亦是从佛教而来。当然，我们剔除服水法中的种种仪式，按现代科学来讲，实际是每晨服水三杯。水是生命的载体，它是血浆和血细胞中各种物质的溶剂，也参与血中各种化学反应的进行，血液水分不足或过多时，将影响血液的理化特性，如渗透性、粘稠度、酸碱度等。人体夜晚虽进入休息状态，但新陈代谢仍在进行，人体内的水分经呼吸、汗液、排泄物等损失了不少，早上补充水分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当然，所谓服水成仙，肠化为筋，髓化为骨等，自然是无稽之谈。至今民间仍有饮水疗病者，说明了此法对养生保健的有效性和可普及性。

三．孙思邈医学思想向外传播

    国外医学传入中国的同时，大唐作为世界科技文化先进的国家，加之对外开放，交流繁频的情况下，孙思邈的著作亦随同出使者、学问僧或书商、旅游学者等传播国外。

（一）孙思邈医学在日本的传播  日本与中国一水相隔，早有往来。据统计，唐代两百余年间日本派遣唐使达19次，计38船，5000人左右。除政治和礼仪的往来外，主要是佛教和科学文化方面的交流，孙氏的著作也就是在中日医药交流过程中传到日本。公元893年成书的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医方家第166部书中载有“《千金方》三十一，孙思邈撰。《千金方抄》一”。可见当时在日本已有抄本《千金方》。此后日本许多医著引用《千金方》，也有许多医家保存并出版了《千金方》。如《千金方》残一卷之室町抄本及1832年江户松本幸彦影刊本。其残卷第一行里载有“《千金方》第一并序，处士孙思邈撰”。日本翻刻《千金要方》从1658年万治敦贺屋久兵卫起达11次，单行孙氏《少小婴孺方》、《大医习业》3次，《翼方》3次，《银海精微》2次。可见孙氏著作在日本流传之广泛和影响之深远。宫下三郎说：“中国医学传到日本，即形成了所谓汉方医学。其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唐孙思邈的著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在江户时代后半期的一个世纪期间虽然也获得高度评价，但若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的影响相比较，可以说是昌盛一时，就其影响的深远来讲，没有超过孙思邈的著作。”

孙氏和著作对日本医著的影响极为深远。深根辅仁氏公元918年《本草和名》中引用29种书目，《千金方》就是其中之一。成书于984年的丹波康赖《医心方》中引用《千金方》者最多，可以说脱离了《千金方》，就谈不上《医心方》。丹波雅忠1081年编撰《医略抄》中所列23种书目，《千金方》为其之一。1287年丹波行长《卫生秘要抄》主要是以《养生要集》和《千金方》为论据。镰仓时代的重要医书释性全的《顿医抄》引用《千金方》处方196则，释性全的《万安方》（1315年）引用《千金方》8 4则。室町时代饭尾永祥的《撮壤集》（1454年）所选30部医方，最先列举的是《翼方》、《要方》。在《康赖本草》中有“千金翼方本草并诸方注以写上”的记载。明治维新后取缔汉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传统医学重新在世界传播并受到联合国重视，汉方医学在日本复兴，出版了《千金方研究资料集》。特别是岗西为人、大冢恭男、宫下三郎、小曾户洋、石田特实等学者，从文献、著作、版本、临床、理论等各个方面均作了研究和探讨，还成立了国际上的第一个孙氏著作专门研究机构。

（二）孙思邈医学在朝鲜的传播  朝鲜与我国唇齿相依，早有往来。据史载，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纣王叔父箕子“耻臣周室”，“率国人五千避地朝鲜”，其中有医生同往，是中医药学传入朝鲜之始。直至唐代，新罗曾不断派遣子弟来中国求学。《唐会要》载：“贞观五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太学，遂增筑校舍一千二百间。……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所以朝鲜国内许多制度和中国相似。据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称：隋唐时期，中国的医学典籍如《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陆续传入新罗，但未记具体时间。现存最早的朝鲜医书是崔宗峻所辑十三卷《御医撮要方》，其中就摘抄有《千金方》内容。《乡药集成方》一书的体例，仿《千金方》等书。公元1443年（朝鲜世宗25年）由金礼蒙等编撰的朝鲜医学巨著《医方类聚》，首引的即《千金方》之第一卷，全文或重点引录了大医习业、大医精诚、治病略例、诊候、处方用药、合和、服饵、药藏等内容，并将孙氏有关医德论述全文引录，表明朝鲜医家对孙氏医德之推崇，体现了孙氏医德医行对朝鲜医家的深刻影响。该书还引用了孙氏《千金月令》等著作。《千金月令》原作已佚，该书保留了较多内容，具有文献价值。1611年朝鲜许浚等编撰的《东医宝鉴》共列历代医方书86种，《千金方》为其中之一，并在开卷身形篇前，首句即引“孙真人曰：天地之内，以人为贵。头圆象天……”云云，由此可见朝鲜学者对孙思邈的学说极为推崇，这也是开放政策和对外交流的硕果。

（三）孙思邈医学在越南的传播  越南古称交趾、安南。汉武帝时中国文化就传入越南，其中医药占大部分。此后越南医学分成两派，一为越南派，一为中国派。孙氏在越南受到推崇有文献可证。越南医学家黎有卓（一名海上懒翁）所撰《海上医宗心领》中有“附录先师礼仪”，记载越南所供奉医家，其西配殿祀贤师十二位，包括张仲景、刘完素、孙思邈等。阮朝嗣德三年（1850年）越南建立了先医庙，其右厢祀俞跗、扁鹊、张机、孙思邈等。在中越互相交往中，越南医药也通过贸易和互赠礼品传入中国，如位于今越南中部之林邑国（至十五世纪时为越南黎王朝所并）曾多次遣使来中国，《唐会要》载“开元中，其王建多达摩又献驯象、沉香、琥珀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收有不少越南药物，如白花屯、丁香、庵摩勒、毗黎勒、诃黎勒、苏方木、白茅香、榈木等。

（四）孙思邈医学在欧美的传播  英国李约瑟、鲁桂珍在《针灸史略和麻醉理论》一书指出，孙氏是伟大的炼金术士、著名的医生和医学作家，认为孙氏在针灸方面的重要贡献是解剖针灸图——《明堂三人图》，并指出是孙思邈最早使同身寸法系统化的。英国学者T·H·Barrett对孙氏《禁经》的研究发表论文，指出为医疗目的而念咒文的咒禁师在中国隋唐时期和日本奈良时期是得到国家承认的，以后便消失了，《禁经》即是该职业存在的证据。美国席文教授撰写《中国炼丹术初步研究》，对孙氏的《丹经要诀》进行研究，认为其作是一不寻常的具有实用倾向的炼丹术范本，该作倾注了作者的医学知识，长生不老是孙氏的最高目的，长寿和治疗各种疾病也是其极为关心的。席文还指出：《丹经要诀》极像现代的实验手册。从书中还反映出孙氏很熟悉波斯的产物，如波斯盐绿等。说明在孙氏时代两个文明社会间对外开放和商业往来的活跃。美国的韩茂堂（译音）博士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提出《千金方》中载记孙氏曾将一个病人自己的脓液注入他的疮病周围的皮肤下，这可能是预防接种和血清疗法的肇端。德国的文树德博士曾多次发表介绍介绍的文章，并考察孙氏故里和药王山，指出孙思邈是中国最早用独立篇章阐述医学伦理学问题的作者。德国科瓦奇博士对中医眼科深有兴趣，已全文译释了孙思邈的《银海精微》，还就翻译中的问题作了论文报告。

综上而言，唐代对外开放的政策和中外交流的频繁，对孙氏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主席曾说：“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并指出：“中医、针灸不是土东西，将来世界各国人民都要用。”今天，孙思邈和他的思想已经走向世界，中医药学也已传播到世界各地，正如我国著名医史学家李经纬先生指出的那样，“已成为人类共享的医学”。

（参考文献略）